谭·戈伦夫的西藏研究--考研网上

??谭·戈伦夫教授（曾被译做汤姆·戈尔菲尔德博士），加拿大汉学家，曾攻读于伦敦亚非研究学院和纽约大学，现任纽约州立大学帝州学院教授。他著有《现代西藏的诞生》(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①还有两篇著名的论文《世界屋脊》和《为西藏而斗争：利用宣传与公共关系发动政治攻势》②被译成中文，收录于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二十世纪的西藏》一书中。他的西藏研究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以西藏现代历史为主的研究路径

西方开始对我国西藏地区感

兴趣，可追溯到公元17至18世纪欧洲天主教传教士在西藏的活动，过去藏学在西方主要集中于西藏文化与宗教方面，历史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但是从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西藏研究的重点转向当代西藏问题的研究。

到20世纪50年代末，除了对西藏某一时期或者某一地区的历史有些记载之外，还没有出现一本通史性质的著作。1956年美国出版了李铁铮教授的《西藏的历史地位》（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Tibet），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写作的西藏政治史。但是后来西藏问题陷入了“反华大合唱”的浪潮中，西方出版的西藏通史类著作也就严重偏离了秉笔直书的客观性原则，带上了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很多从事宗教文化研究的学者也开始出于政治目的研究“西藏人权”问题，这些学者带上了明显的政治色彩。③但是，在国外藏学界，也有不少追求真理、治学严谨的学者。他们保持了客观中立的立场，在藏学领域辛勤耕耘、认真探索，客观地介绍西藏，研究西藏，探讨西藏的未来与发展

，谭·戈伦夫教授就是其中之一。

与西方早期西藏问题研究者专注于宗教问题，和今天的西方西藏问题学者更关心政治、人权问题不同，谭·戈伦夫教授撰写的《现代西藏的诞生》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比较客观的西藏近现代史著作。全书叙述1949年以后西藏历史的部分占2/3，作者在执笔前广泛收集并比较研究了大量的材料，包括英、美、印度、德国出版的书刊报纸，还特意注意积累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报纸、广播、杂志上的有关西藏的报道和重要的统计数据和使用美国、英国和英属印度的档案资料。④

点破西方“香格里拉”的神话，客观叙述1950年前的西藏社会性质

谭·戈伦夫的研究批评了在很多西方人心目中存在的，被达赖喇嘛集团大肆宣扬的“1950年前的西藏是香格里拉”的说法。“香格里拉”一词来源于英国作家的写于1929年的小说《失落的地平线》，这本书讲述了一架飞机在途中遭遇暴风雪，迫降于喜马拉雅山谷中被称为“香格里拉”的地方，那里的人们过着富足宁静、与世无争的生活，与外界的混乱和战乱形成鲜明对比，类似于东晋诗人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这部小说在西方轰动一时，还被拍成电影，书中的描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西藏在西方人心中的形象。后来这种形象被国外分裂势力利用，在国际上宣传西藏平静美好的香格里拉式的生活被中国共产党的统治破坏。

谭·戈伦夫根据掌握的大量事实点破了香格里拉的神话。他认为，在西方的殖民扩张遍及全球的时代，西藏几乎是西方人难以进入的唯一地区，除了1904年英国侵略之外，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到过西藏的西方人和日本人一共只有几百个。⑤所以，在这神秘感的笼罩和好奇心的驱使下，在西方萌生了很多关于西藏的离奇传说，这些传说往往带有种族主义倾向。

谭·戈伦夫在研究中如实描绘了1950年之前落后的西藏社会和残暴的农奴制度。他在书中写到“绝大部分西藏人都是农奴”、“有证据说明奴隶的确存在”、“无论想象力多么丰富，西藏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绝不是令人羡慕的”，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事业极其落后，而少数上层人士则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总之，谭·戈伦夫认为，“1950年前的西藏既不是神秘的‘世外桃源’，也不是‘人间地狱’，西藏是一个不知怎样幸存下来进入20世纪下半叶的中世纪社会。”⑥由于他使用的材料大多是西方旅行者和曾经在旧西藏生活的人的记述，从而增强了其在西方世界的说服力。

客观描述了西藏的历史地位

谭·戈伦夫实事求是地指出，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几个自治区之一，藏族是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之一。只是由于藏族居住的地区情况特殊和交通不便，才使他们有了很大的自治权，这种情况又导致了高度集权的地方政府的发展，这就是16世纪以后以达赖喇嘛为代表的政府。他还认为，1911年辛亥革命后至1950年，中国中央政府的权力不及于西藏，并不能构成西藏实际上已经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论据。因为“在连续发生的政治动乱中，出现了很多军阀，成了所在地区的专制统治者，这种过渡在西藏比在中国其他任何地方都简单，因为“那里的统治者早已建立了坚如磐石的、暴虐的政治机构”⑦。这样，谭·戈伦夫认为1911-1950年的西藏达赖政权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类似于当时内地的军阀割据政权与中央政府的关系，驳斥了达赖集团关于民国时代的西藏是个独立国家，1951年被中国占领和吞并的说法。

因此，谭·戈伦夫肯定而明确地指出“中国人的看法和他们对历史记载的解释是站得住脚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提出疑问，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正式承认达赖喇嘛所谓的‘流亡政府’。这里只要这样一说就够了。”⑧

谭·戈伦夫对“西藏独立”问题作了如下评论：

“西藏‘独立’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如何解释什么才是构成政治上独立的主权国家的问题。从理论上，联合国承认的国家的四个标准是a)一个永久性的人口；b) 一个划定了的领土；c) 一个政府；d)同其他国家建立关系的能力。但是，加拿大的魁比克省也达到了这些要求；美国任何一个州也达到了要求”⑨，而它们显然不是政治上独立的主权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印度在内）承认存在过二十多年的流亡政府，尽管过去历史上显然有过这样做的先例。由于独立得不到合法承认，那些即使是最支持西藏难民的人也被迫承认‘即使今天同情达赖喇嘛事业的国际法专家们，也觉得无论在帝国时期，还是在共和国时期，很难辩护说西藏在法律上曾建立了独立于中国的国家。’”⑩

总之，谭·戈伦夫认为，在历史上和现实中，西藏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点无可置疑。

揭露了中央情报局对西藏的阴谋

所谓西藏独立，是在20世纪初由少数具有分裂倾向的西藏上层提出，至今还喧腾于国外某些人士口中的问题，追本溯源，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结果。在《现代西藏的诞生》一书中，谭·戈伦夫的研究客观地指出很多历史事实，并采取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研究路径，说明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70年代，英、印、美等政府及其外交、情报人员在不同时期用秘密手段煽动西藏脱离祖国，并且用武器和设备资助西藏上层对抗中央的事实。特别地，他使用大量资料，在《现代西藏的诞生》中的“外国的阴谋”（二）一章中，详细的揭露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西藏的阴谋。

曾经研究过美国中央情报局介入西藏叛乱和游击战的学者和新闻界人士有美国的N.C.霍尔、克里斯·穆林、T·D·奥尔曼、保罗·加佩、日本的高桥照等人，但是谭·戈伦夫首次把中央情报局的阴谋纳入现代西藏历史的整体研究框架之中，充分展示了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情局与西藏康巴叛乱势力、与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和达赖喇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谭·戈伦夫这样评论中央情报局在50年代初的颠覆活动：“对于这些行动，如果孤立起来看，都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由于它们都汇集在其他严重的世界问题之中，从这许多事件的综合中则可以清楚的看出来这是美国（其次是英国）想给中国政府制造“不稳定”（这是中央情报局对于“推翻”一词的委婉说法）的一种危险阴谋。

谭·戈伦夫还指出，中央情报局从1957年起，就在招募、训练和装备反共的西藏难民，并把他们偷偷空运到西藏，妄图发动游击战争。中央情报局把在科罗拉多州的黑尔基地受过培训的人空降回西藏，并且空运大批武器装备，包括步枪、冲锋枪、55毫米迫击炮、手榴弹和大量弹药等。从1958年10月到1959年2月，中央情报局空投了10吨武器。在达赖喇嘛出逃的过程中，中央情报局也派遣人员提供电台和电影摄像机、指引方向、空投食品等。达赖成功出逃后，中央情报局继续在泰国训练叛乱分子，以尼泊尔为基地袭击在西藏的中国驻军。但是，达赖喇嘛本人否认其出逃和中央情报局有关。同时，这些事件在50年代和60年代都没有受到西方报刊、电台和学术界的重视，他们往往认为所有对中国的反抗都是地方性的和自发的。

谭·戈伦夫为研究中央情报局在西藏的阴谋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说“尽管我不断努力，但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始终拒绝按情报自由法案提供有关文献”，因此，不得不采用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和访谈等资料，我们期待着当美国彻底公布当年干涉西藏的文件时，更多历史的谜团将会真相大白。

小结

谭·戈伦夫教授早年参加过美国左翼学生运动，但又受到埃德加·斯诺先生的著作和六七十年代西方左翼激进思潮的影响，使其立场观点与绝大部分西方学者迥异。他在2005年4月在北大的访问中，让我陪同他去了埃德加·斯诺先生的墓地，他深情地说“现在临近清明节，我该去看看他了。” 谭·戈伦夫教授这种“斯诺活在我心中”的信念，代表了他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这都饱含在他的写作之中。与其他西方藏学家相比，他对新中国在西藏的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作出了很高的评价。

当然，谭·戈伦夫教授是加拿大人，其成长过程受到的是西方的传统教育，加上他能够获得的资料也是有限的，因此，他对西藏历史、政治、文化和中国对西藏政策的评论，在我们中国学者和官员看来，必然有值得商榷之处。例如也使用了“檀越关系”这个词，在书中有的地方写到中国是西藏的“保护者”、认为清末和民国政府承认在西藏只拥有“宗主权”等等。此外，谭·戈伦夫对于中国在西藏的政策和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对外宣传的方式方法也有所批评，有的地方甚至很尖锐。比如，中央对西藏的政策应当因地制宜、因俗而治，应扩大藏族在涉及本民族的中央政策中的发言权，尤其是文化教育政策的发言权。他认为，有些政策虽然对西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确有好处，但是如果是中央通过强制手段推行的，就有使得藏族同胞在感情上疏远国家的危险。他还认为，在中国的对外宣传工作中，达赖那种对于观点加以市场化运营，更加贴进西方群众的欣赏偏好，更与国际接轨的方式方法或许是值得借鉴的。中国古话说得好，“忠言逆耳利于行”，我们应当听得进这样善意的批评，哪怕其论点多少有些偏颇不全面之处，以利于我们工作的改进。

总体来看，谭·戈伦夫教授不愧为一生坚持真理、不断探索的西藏问题学者。他的著作加深了西方乃至全世界关心西藏的人对西藏的认识，澄清了以往西方的西藏研究中许多事实，驳斥了一些没有根据的观点。藏学研究呼唤着更多像谭·戈伦夫教授这样坚持从实际出发，具有献身精神和科学研究方法的优秀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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