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这是汉代儒家对孔子文艺思想的一种概括。唐代孔颖达《礼记正义》对此解释说：“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中国古代儒家的诗教传统，规定怨刺必须温柔敦厚”，强调“止乎礼义和“主文而语谏”，也就是讽谏君主时必须只能“怨而不怒”地委婉劝说，不允许尖锐地揭露批判。“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对于中国古代诗歌含蓄蕴藉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②新乐府
答：所谓新乐府，是相对古乐府而言的，这一概念首先由白居易提出来。他曾把自己担任左拾遗时写的美刺比兴因事立题的50多首诗编为《新乐府》。新乐府的特点有三：一是用新题。白居易以新题写时事，故又名“新题乐府”。二是写时事。白居易继建安诗人及杜甫美刺传统，以新乐府专门美刺现实。三是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标准。白居易、元覆等人倡导新乐府运动”，以诗歌来补察时政，所谓诗歌“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并明确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一整套理论，他们写作了大量新乐府诗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代表作家及作品有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元稍的《田家词》《织妇词》，张籍的《野老歌》，王建的《水夫谣》等。
3变文
答：变文或简称“变”，乃转变的底本，在敦煌说唱类的作品中保存较多。是寺院僧侣向听众作宣传的一种说唱体长篇叙事通俗文学。变文内容包括讲唱佛经故事和世俗故事两类。讲唱佛经故事主要宣传禅门佛理和封建迷信，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降魔变文》等；讲唱世俗故事变文富有生活气息和现实意义，如《孟姜女变文》《董永变文》《伍子胥变文》等。变文对唐传奇以及宋元以后的说唱文学和戏曲文学都有影响。
简答题
①简述汉代大赋在写作方面的一些特点。
答：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摘文”；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汉赋在汉代盛极一时，被认为时汉代文学的代表。
（1）大赋在形式上篇幅较长，结构宏大，多为鸿篇巨制。汉代以大为美，作为与统一王朝的宏大气势相匹配的文学体式，汉大赋也是气势宏伟，洋洋洒洒，每篇都不下千言。
（2）多采用主客问答的结构形式，一般由小序、正文、结尾三部分组成，韵文与散文相间，散文的成份较多。“主客问答的形式是汉大赋上承先秦对话体说理文而来，汉大赋的代表作《子虚赋》《上林赋》《两都赋》等都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展开，通过主客问答达到抑客扬主的目的。
（3）在内容上以写景状物为主，以“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为目的，兼有讽喻劝谏。汉大赋的题材多为山川游猎、京都宫殿、风俗名物等，通过广泛描墓汉王朝的山川、宫室、物产、风俗等来彰显王朝的气势宏大、繁荣昌盛，歌颂天下一统的宏伟业绩。每篇大赋都有讽谏的意味，但常常起到劝百讽一的作用。
（4）在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是采用铺张扬厉的手法和博富绚丽的辞藻，对事物作穷形极貌的描写，显示了绵密细致、富丽堂皇的风格特征。汉大赋在铺陈中多采用堆砌辞藻、铺张夸饰、安排偶句、讲求声韵等手法，极尽夸张之能事，描写繁复。
2简述晚明小品文的主体风格及形式。
答：在晚明文学发展进程中，小品文的创作占据着一席重要的地位，它代表了晚明散文所具有的时代特色：
（1）晚明小品文总体风格是短小精练、清俊灵巧而有情韵。小品文在晚明时期趋向兴盛，与当时文人文学趣味发生变化有着重要的联系，人们的欣赏视线从庄重古板的“高文大册”，转移到了轻俊灵巧而有情韵的“小文小说”，故晚明小品文多符合晚明文人清雅闲适的生活情调。
（2）晚明小品文创作风格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趋于生活化、个人化。不少作家喜欢在文章中反映自己日常生活状貌及趣味，渗透着晚明文人特有的生活情调和审美趣尚。对个人游赏生活的投入和乐于在作品中给予表现，增强了晚明文人在日常生活中捕捉美、鉴赏美的能力，提高了游赏小品的艺术价值。生活化、个人化的特点，也使晚明小品文往往从平常与细琐处透露出作家体察生活涵义、领悟人生趣味的精旨妙意，情趣盎然，耐人寻味。
（3）晚明小品文的另一个特点是率真直露，注重真情实感。不论是描写个人日常生活，表达审美感受，还是评议时政，押击秽俗，时有胸臆直露之作。如张岱《自为墓志铭》以袒露的笔法写出自己年轻时“极爱繁华”的纨绔子弟的生活经历，客观上塑造出了一个真我的形象，不带虚浮习气。
晚明小品文的形式：顾名思义，小品文体制较为短小精练，与“春容大篇“相区别。体裁上则不拘一格，序、记、跋、传、铭、赞、尺牍等文体都可适用。
论述题
①论述在中国古代和近代时期媒介（如，纸、印刷术、报刊等）的演变对于文学传播的影响。
答：文学的传播需要媒介，中国古代以至近代，文学传播大致经历了口耳相传、手抄传播、印刷传播以及报刊等新媒体传播几个阶段。传播媒介的演变对文学的传播具有重要影响。
（1）口耳相传方式对文学传播的影响
文学最初的传播方式是口耳相传。许多被后世文献记录下来的先秦文学作品最初都是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播的。前秦文献中的许多神话故事以及早期的诗歌都是靠“传说及“传唱的形式流传的。以《诗经》为例，《诗经》中的许多作品，最初都是世代传唱的歌谣，后来经过乐官之类的加工整理才被编定入《诗经》。口耳相传的方式毕竟传播范围有限，而且容易产生讹误，所以许多产生在文字之前，或者未能及时被文字记录下来的人类文明成果，比如上古歌谣、原始神话等都已经亡佚，即使后来有人根据传说加以整理记录，也已失去了其本来面目。所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只适合小范围短时间内的文学传播，而且能够依靠口耳相传的文学作品也多限于诗歌韵文一类，从长远来看，单靠口耳相传会导致文学传播的中断。
（2）手抄方式对文学传播的影响
文字产生之后，手抄这种文学传播方式也就产生了。我国古代手抄文学最主要的载体是竹木简和纸张。与口耳相传相比，手抄方式的出现确实促进了文学的传播。借助文字的记录，文学可以突破时间与地域的限制进行传播，而且得以流传的文学作品也不再局限于适合记诵的诗歌韵文类，先秦诸子百家的经典著作都是依靠各家学者整理记录而流传下来的。但手抄方式也有很大的局限。首先手抄的形式费时费力，难以对文学作品进行有效的复制，这决定了“传抄“写“传阅“两种手抄时代的文学传播方式。其次，就手抄的载体而言，竹木简太过沉重，不适合大范围、远距离传播，而纸张虽适合传播，但不适合保存，手抄作品由于数量有限，在流传过程中极易散佚。所以，虽然手抄方式使文学传播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时空限制，但这一形式还是将文学传播限定在了一定范围之内。
（3）印刷术对文学传播的影响
印刷术的发明在中国文学传播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自从印刷术出现，尤其是印刷技术成熟以后，文学传播进入了高效时代。得益于印刷术的普及，许多以往只能靠传抄流传的作品都被大量刊刻，这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文学的传播范围，许多文学作品的传播不再局限于有能力传抄的小范围，而是以买卖的方式大范围大批量传播。明清时期大量私人刊刻书籍出现，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文学的传播。另外，印刷的出现也客观上为文学作品的长期流传提供了可能。我们目前整理出版的许多古代文学作品都是依据宋刊或明刊本。
（4）报刊杂志等新媒体对文学传播的影响
近代以来，报刊杂志等新媒体出现，这在传统刊刻印刷传播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促进了文学传播。由于印刷技术的提高和发行方式的转变，报刊杂志具有传统刻书制度无法比拟的时效性与普及性。报刊杂志在近代以来的文学改良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新文学思想与作品都通过报刊杂志迅速传播，影响广泛而深远。可以说，报刊杂志等新媒体的出现使文学传播真正进入了平民化、大众化的时代。
2王国维说过：“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陈寅恪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结合具体实例，评价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新材料与新问题。
答：王国维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陈寅恪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有许多由新材料而产生的新学问，就近代以来的古代文学研究状况说，最重要的新发现有两个，一是甲骨卜辞的发现，二是敦煌文献的发现。除此之外，近来比较重要的新材料还有上博简、清华简等各种出土文献。这些新材料的发现都为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问题，开拓了新领域。
（1）关于甲骨卜辞的发现
甲骨卜辞由清末大臣王懿荣无意间发现，甲骨文被发现之后，引起学术界的轰动。罗振玉于1913年精选出2000多片甲骨编成《殷城书契》（前编）出版，随后又编印了《殷墟书契菁华》（续编），为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继罗振玉之后，许多著名的学者，如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唐兰、陈梦家、容庚、于省吾、胡厚宣等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释和研究，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甲骨学。甲骨卜辞的发现直接催生了甲骨学，甲骨学的兴起对于古文字学、史学、古代文学的研究都有极大的促进。对甲骨卜辞的研究不仅印证了传世文献的可靠性，也解决了许多传世文献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对于重新解读先秦文献意义重大。最重要的是，因为甲骨卜辞的发现，人们看到了出土文献对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从而出现了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王国维1925年提出），为古代文学研究开辟了新道路。
（2）关于敦煌文献的发现
敦煌文献，又称敦煌遗书、敦煌文书、敦煌写本，1900年发现于敦煌莫高17号藏经洞。总数约5万卷，其中佛经约占90%，此外还有大量的儒家典籍。敦煌文献中包括大量此前未见的文献，如邓案的《晋纪》、虞世南的《帝王概论》、孔衍的《春秋后语》等等。另有许多歌辞、俗赋、白话诗、话本，也都是从未见过的。在佛教文献中，许多敦煌写本是
《大藏经》中的铁文供经。宋真宗时被明令禁绝的变文，也在藏经洞内出现。敦煌文献的发现被学界称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敦煌文献一经发现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注意，并形成了专门的“敦煌学。敦煌文献的发现同样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许多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敦煌文学研究在歌辞、诗歌、变文、俗赋等方面出现了一大批考证翔实，内容丰富的专著和论文。目前，关于敦煌文献还有诸多问题有待探究，敦煌文献依旧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座宝库。
（3）关于近来的出土文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地考古出土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献资料，最近的出土文献中比较重要的主要有上博简、清华简等。上博简是上海博物馆藏的战国楚简，总80余种，包括原存书题20余篇，涉及历史、哲学、宗教、文学、音乐、文字、军事等内容，其中对古代文学研究最具价值的是《孔子诗论》。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发现对于研究孔子的诗学思想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对于《诗经》部分内容的解读也有重要参考意义。上博简的发现为《诗经》研究提供了新的热点，也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如《孔子诗论》是否是孔子所作，《孔子诗论》的可靠性等。清华简是指清华大学所藏的战国楚简，清华简在秦之前就被埋入地下，未经“焚书坑儒影响，所以能够最大限度地展现先秦古籍的原貌，研究它们有助于了解中华文化的初期面貌和发展脉络。目前已经解读的清华简包括《尚书》的部分篇章，如《保训》《夜》《金滕》《皇门》等，另外还有《周公之琴舞》等等。这些整理出来的文献一经发表便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将清华简的部分篇章内容与传世文献相比照，可以解决许多学界至今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世传《尚书·金滕》一直被认为是伪书，故其“周公作《鹏鸦》“之说也被怀疑，而清华简中的《金滕》也明确记载了周公作《鹏鹦》，这可以说是铁证如山。此外，已经解读的《尚书》部分已足以证明古文尚书为伪书。清华简为史学界、文学界的许多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也重新发现了以往研究中的许多问题。
以上所列都是近百年来发现的比较重要的新材料和由新材料而引发的新的研究热点。新材料的发现对于古代文学研究来说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但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新材料的辨识是一切研究的关键。对于新材料，既要辨别其真伪，又要加以正确解读，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对古代文学研究有所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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