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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美籍塞尔维亚剧作家史蒂夫·特西奇（steve tesich）在美国《国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里使用了“后真相”一词。
特西奇认为随着水门事件、伊朗门事件和海湾战争等事件的幕后事实被揭露，说明统治者在竭力压制令他们蒙羞的真相，封锁坏消息，民众则竭力从中辨别出真相，并自觉或不自觉地“生活在一个后真相（post-truth）的世界里”。

2015年，美国媒体人和学者杰森·哈尔辛（jayson harsin）在《后真相制度、后政治与注意力经济》（regimes of post-truth,post-politics, and attention economies）一文中提出了“后真相制度”（regimes of post-truth）一词。
哈尔辛从米歇尔·福柯关于权力和真相的理论视角出发，认为现代社会正在从“真相制度”（regimes of truth）转向“后真相制度”。
京津冀乌合之众》的作者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早已经揭示过所谓的“后真相”现象：
“考虑事物虚幻的形状，远比考虑它们的真正形状更重要，因为只有它们，是我们能看到并加以再现的形状。有时不真实的东西比真实的东西包含着更多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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