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舟客》生涯丨邵宇潜心修行,躬行实践

原标题：《仙舟客》生涯丨邵宇：潜心修行，躬行实践

文/ 本刊记者李博

“自09年离开学校，差不多到证券行业工作十年了，我觉得这十年对成长的帮助未必低于在复旦学习加工作的时间。我在复旦十三年都是在学理论、框架的东西，前人教我的东西，后十年行业中学的可能是更为新颖比较实际的东西。”

“我觉得这两者是相互融合的过程，真实世界的实践有助于学校纯理论的东西提炼、提升，至少可以把局部真理根基到现实当中。”

见到邵宇的时候，他正在赶着回一个采访电话，而前几分钟，他刚刚结束一场投资策略会，这就是他的日常工作状态，一年公开发表文章100多篇，接受采访300多次，演讲200多场……

1996年跨专业考入复旦经济学院，2002年复旦金融学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2009年底离开复旦讲台步入金融市场，如今已经是东方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

修行：文学到经济

邵宇1973年出生在湖南省株洲市田心，“当时那是一个大型的工业基地，整个镇区就围绕着一个大型的企业（中车集团），居住了大量的员工和家属。”这个镇构成了一个小型的社会，氛围和周边地方完全不同，“更像一个独立的王国”，从幼儿园到高中，邵宇正是在这个独立王国成长起来的。

出生在一个企业+移民氛围浓厚的地方，让他更早的接触到技术创新和开放的思想，也是他后来跨专业考经济学研究生想法的萌芽。

1992年考入湖南科技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他，并没有按照专业的方向发展，而是选择报考复旦经济学的研究生。当时，中国正处于“小平南巡”后的第二次改革开放的高潮时期，全国掀起了一股经商的热潮，“大家都在讨论怎么做生意，怎么搞经济发展”，“就和几年前上海自贸区成立一样，每个人都觉得有很多掘金的机会”，在这样时代潮流的驱动下，大三的他有了“去接触一下关于商业关于经济方面内容”的想法和一些实践。

为了弥补专业差距，大学最后一年，他一头栽进了经济学的书海中。数学、统计、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这些原本和一个中文系学生无缘的课程，突然变成了他必须精通的东西。没有补习班，也没有辅导老师，完全靠看书自学。他自我调侃的说道，自己大四一年“有种不务正业的感觉”。大学最后一年精力都花在了经济学，而恰巧大量阅读让他找到另一片兴趣的海洋，一片将来可能要花费毕生精力航行的海洋。

凿不休则沟深，斧不止则薪多。一年自学积淀，邵宇如愿以偿地考入复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当问到跨专业考研的困难时他抬了一抬鼻梁上下沉的眼镜，“把该补的课程补上了，一次性就考过了”。

沉淀：入门到精通

回想起复旦硕士到博士六年的求学生涯，邵宇脑海中最先出现的就是两个词汇：“外文书库”和“网球”。那也就是他曾经挥洒汗水最多的两个地方。

1996年北区还在筹建中，所有研究生都住在南区，邵宇就在南区整整生活了六年。他现在还能经常回忆起这样的下午：金色余晖撒在南区网球场，地上是球网稀稀疏疏的投影，他与好朋友在球场上挥舞着球拍，汗水打湿了t恤。“当时体能很好，顶着烈日，从下午一点打到傍晚六点不怎么休息也不会累”。基本上每天挥汗如雨，课外活动多是打球中度过的。“现在打二十分钟就累得不行了，最近想重拾这项运动，但还需要点毅力”，他略带惋惜地笑说道。

他称自己不是一个好学生，“成绩总体较烂”，“每次都是刚刚及格，所以绩点也不高”，这诙谐自谦的另一面却是一个喜欢在图书馆的修行背影。邵宇把泡在图书馆里的那段时光比作一场“修行”。

“现在脑袋里还就是那两排桌子，管理员坐在门口，天天那几个学子，在痴迷的阅读”，当时的文科图书馆，一楼是外文书库，只允许研究生进入。他学习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自学和阅读原典文献。当时中国经济学理论还处于一个相对早期的发展阶段，国内先进的相关课程和资料还是较少。再加上当时研究生并没有现在这么大的就业压力，不需要急着把课程修完空出时间实习，所以课程分布更加稀疏和均匀。这相对宽松的学习时间恰恰切合他喜欢的自学的习惯，他没有把太多时间用于课堂之上，而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图书馆。

“除了打球锻炼和上课时间，很多时候都是从早到晚都坐在那里，每一任图书馆管理员我都很熟悉”，大量的英文原始文献阅读为他的经济理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至于他研究生期间就写出了一本书—— 《微观金融学及其数学基础》。书的最后是长达数十页的外文参考文献，这种基于原典的参考书在那个资料匮乏的年代是一个巨大的突破。豆瓣网友评论，“像是阅读原始文献的读书笔记”，他自己也如是告诉记者。

“找到一手文献就像找到一颗种子一样”，研究生期间他研究的方向是政治经济学，偏向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需要额外阅读大量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这对我的帮助很大”，他拿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做例子，“它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或者观点在现在世界的一些演绎”。

在他看来，经典的东西不会过时，有时候他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新的方式呈现出来，“它可能有更加西方化或者先进的方法，但它谈的逻辑和事实本身依旧有启发”。

谈到印象最深的老师，邵宇脱口而出的是他的博士生导师陈观烈先生，特别是陈老师的讲座，他至今难忘有一次讲座上陈老师提出的一个充满预见性的概念，“货币霸权”，提到了美元的霸权和其对全球的影响力。这在2000年还是一个相当新鲜的事物，那时大家对此还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概念，“很遗憾没有把老师的系列思想整理出一个完整的结果来”。

深造：学生到老师

2002年博士毕业，邵宇选择了留在了复旦，继续做自己喜欢的研究，将自己在学校吸收的能量重新慢慢辐射给后辈复旦人，一直到09年离开复旦讲台。这七载光阴，他担任过辅导员，当过老师，在牛津大学深造过，在政府挂职锻炼过，每个阶段都是收获满满，每次经历都在他后来的工作中打下深深的烙印。

在校期间，他教过金融工程、投资学、金融市场学等本科和研究生课程，而担任辅导员期间，他在复旦带过的学生后来很多跟随他来到了证券公司，成为他所在团队的一员。“因为观点相似，认同你的框架，所以他们愿意跟随你”。在他曾经带过的十多个研究助理中，好几个在复旦便已经交识，很多都成长为了首席经济学家、首席分析师和策略师，出色的已经在某些领域颇有知名度了。

“在复旦的七年，实际上有一年是在海外度过，一年在政府度过的。”

2006年，邵宇进入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进修，在这期间，他听了大量关于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地缘政治方面的课程，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这是一个开阔眼界的绝佳机会，“对研究框架形成和事业有很大的帮助”。

如果说，海外进修让他能在理论上的经济研究站地更稳更高点，那么，在政府挂职的一年则让他在实践上了解经济的真正运行逻辑。邵宇在上海市宝山区发改委副主任岗位挂职锻炼了一年。

“要理解中国经济和其他地方的不同，就要理解其中政府发挥了什么关键作用”，有小国务院之称的发改委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切入点，在这里工作，“你能理解从中央到地方整个体系和体制是怎么样运作的，它的逻辑是什么，它的优点和缺点各是什么，这样对你的经济研究大有帮助。”

正是这些经历让他对经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有独特的认识。一般认为，经济学家可以分成两种，“当过官的和没当过官的”，没当过官的经济学家的设想更加天马行空，他喜欢在假想的前提下，提出他任何认为对的东西。但是做过实践才能明白现实中有很多约束条件，有时候需要在这些约束条件中选择最终具有操作性的东西，而非在理论上提出一些普世的正确观点。

当问到为什么当初没有选择留在体制内时，他提起了复旦的民间校训“自由而无用”。他把自由看成复旦人的底色，自由的底色很重要，一个自由的底色对一个人的价值判断和追求有很大帮助，“待在政府的话你整个人生的路径、轨迹以及价值取向都不太一样。自由这一块在我身上有重要影响，所以说觉得政府这条路径未必适合我。”

图：邵宇在上海外滩

离去：校园理论学术到券商首席经济学家

经济理论与实际状况的偏差让邵宇产生了离开象牙塔走入市场的想法。他把学校学到的大多东西称为局部的真理，而行业十年的历练则是以开放的心态探究这些真理的过程。

他把学校研究的一些东西戏称为“屠龙术”，看似十分先进，等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学会了才发现，这些理论和技巧在解决实际问题上相当差强人意。就好像那本他研究生阶段写的《微观金融学及其数学基础》，像一本屠龙术太高深太复杂以至于没什么用处，“现在除了前言和后记我基本都看不懂了”。2008的金融危机，在金融学界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理论认识的分水岭，发现“以前学的东西在解释和预测金融危机方面非常苍白”。学校所学的大多是局部的真理，而邵宇试图追求的是“去真实的感受这个世界，做一些实际的事情，在实践中衡量理论和现实的差距。”

带着复旦培育的情怀，积累的学识，邵宇离开了那个生活了十三年的复旦校园，走入真正的金融世界。步入真实金融世界无非两种选择，去政府监管机构和行业中的金融机构，在这两者之间，他选择了离市场最近的金融机构做一名分析师来起步。

邵宇的第一份工作选择在西南证券，外部的世界并不像学校那样安逸，当时经常重庆、上海、北京三地跑。在西南证券研究所待了一年后，在北京的另外一家证券公司待了一年，最终2011年回到上海来到了东方证券至今。

“在分析师行业，你的不少时间都在路演和跳槽”，他认为，一个研究者最重要的是自己的ip，不同的平台对ip传播有不同效果，券商相对来说是行业里头比较有竞争力和离市场最近的，有利于ip积累和宣传，所以选择了在券商工作。

凭借广博的学识和丰富的阅历，2011入职东方证券至今，他从首席策略师岗位换到了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证券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国内券商研究人员具有博士及以上学历人数为306人，而首席经济学家的位置，国内券商全部加起来只有不到30个。

但在这光鲜的背后是的辛勤努力。一年公开发表文章100多篇，接受采访300多次，演讲200多场，“目前的状态已经是满负荷了”。现在他的一日生活非常的规律，早上6点到9点是思考和写作的高峰期，上午9点到下班一般都是接见客户、参加会议、研究交流，6点钟下班休息，晚上10点多睡觉结束一天的工作和生活。

同样是做经济研究工作，和之前在学校做研究相比，市场上的研究工作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他把经济学家分成三种，学院型的、商业型的和政策型的。

以前在高校是学院式的，日子比较简单，要么研究要么教学，但现在很多时间都在交流和表达。他认为，在学校工作是一个比较小的圈子，一种平静的生活方式，它的竞争压力来自于同行的学术认可。在券商工作也需要得到同行认可，但更多的是“市场的认可”，特别是“投资者的认可”，为投资者提供做出正确的决策建议。学术研究追求理论的精准和美感，而投资者追求模糊的精确，在实际市场上，完全的精准不可能也没有价值，“金融市场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运气成分”。

图：邵宇在发言

而邵宇则能灵活的在三种角色之间转换。他经常参与这三类经济学家们的会议，还能在会上碰见复旦的老同学、老同事。在一年参加的两百多场会议中，商业性质占了一百场左右，学术类型和政府相关的各占五十场左右，“我觉得一个好的经济学家能在三者角色之间自由的转换，在三者之间灵活来去，他们受到的基本训练是一样的，只要能触类旁通，就应该可以在三者之间灵活来去，这可能是更高的层次吧”。

“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于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洒满了牺牲的血雨”，邵宇浸润在金融市场的近十年生涯并不是一路凯歌。他觉得，做研究最大的挫折来自于“你的研究不被市场认可”，或者你的研究出现了重大错误，对重大事件判断的偏差。

“最开始觉得这是很大的shame，但是后来慢慢习惯，我们不过是普通人而已，我们需要不断从错误中汲取经验，打磨让你体系更加的完整”，“市场允许你犯错误”。在金融研究行业难免要“撕报告”，“报告刚刚刚写完，相反的事实出现了，直接打脸，你必须把报告撕掉重写，而且是偷偷的撕掉”。他把这种误判看成是教训，它让你更加的敬畏市场，让你更加保有开放的心态去研究。

传播：不变的初心

从学生到教师，从教师到首席经济学家，从学校到市场，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传播真知的初心。

早在硕士生三年级，邵宇就开始了他的第一本书《微观金融学及其数学基础》的写作，即使在参考教材泛滥的今天，邵宇的这本个人“读书笔记”依然没有过时，豆瓣网友有评论“金工必读”，有时在一些讲座之后，还经常有学生拿着这本已经绝版的书向他索要签名。

现在，邵宇引以为豪的是最近作品《全球化4.0：中国如何重回世界之巅》，“这个框架有很大的解释力，不管是全球化的高潮，还是现在中美贸易摩擦，它用更长的历史眼光回顾了为什么我们会经历过去的繁荣，为何出现现在的低潮危机，特别是民粹崛起，贸易摩擦，地缘风险等等，以及未来如何预见。”

图：邵宇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发表演讲

而这只是“全球宏观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第一部是《危机三部曲》，关于2008年金融危机，第三部是正在筹备写作的“全球化3.5：逃逸中低收入陷阱”，“全

球化3.0演进到3.5就是全面的中美贸易、技术、地缘的摩擦”，邵宇表示，这本书应该在年前就能出版了。

邵宇的理论书籍常常写出文学的味道。在“中国宏观三部曲”系列中，他写过《穿越镀金时代》、《新政机遇：改革锦标赛》，还有正在筹划中的第三部“进步新时代”。得益于大学本科四年文学的熏陶，这些书读起来“比较轻松”，“遣词造句也很得体”。他更乐意以一个比较人文和历史的角度去看待经济学问题，而不仅仅只是数学模型。

这样的“文艺风”也体现在他的演讲中。在2018年初的一场题名为《2018分水岭：流动性尽头和勇敢者游戏》的演讲中，他用“《芳华》”和“油腻”两个词概括了他对2017年的印象。前者指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人的事业、财富和情感巨大变化，有人成功有人失落，后者指社会经济转型升级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类似中年男的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处境。

除了纸质书，邵宇在许多网络平台也推出了音频作品来传播自己的观点。在喜马拉雅上有一个与复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助手陈达飞合作的课程《复旦名师团的经济学课》，“把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实际操作中得到的一些感悟和经验通过这种最新的音频方式来传播给大众”，“换一种尝试，以前是写书，现在发现年轻人对音频接受的意愿可能更强。”他也提到，新近出品的科普理财方面的短音频节目《如何战胜印钞机》也正在成为爆款。

“不管是商业研究者还是学术研究者，你的ip总归是自己最大的资产”，在网络媒体上遍布着他的文章和演讲。在微信朋友圈，他每天都会及时更新热点事件评论和自己在媒体上发布的文章。在采访结束几分钟前，他朋友圈便发出了一张图片，含蓄的评论刚刚结束的中美之间“坦诚、高效、富有建设性”的贸易问题磋商。

他言语简练而奥妙，论断中饱含着睿智，眼镜背后目光犀利，交谈过程中娓娓道来，逻辑严密。从复旦校园到金融市场，从经济理论到市场实践，从来没有停止过的是对经济规律和真理的探求。

“我以后大概率会回学校去当老师”，当谈到退出市场后的打算时他如是说，经历过学校、政府与市场的修行历练，兼有理论和实践，能在三类经济学家之间自由转换，“虽然离开了复旦母校，但我从来没有离开学术生活”。

（本文系记者对邵宇校友的专访，在此谨致谢意。邵宇，2002年复旦金融学博士毕业，现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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