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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影学院2019级研究生拔尖人才实验班导师访谈系列(北京电影学院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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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拔尖人才实验班,是副校长孙立军教授倡议发起并推动、由研究生院筹划管理、汇集校内外核心师资力量施行精准教学,针对我校在读研究生开展的专项培养计划。该班旨在激发学生的创作活力和创新能力,以扎实系统的理论学研及拍摄实践为教学导向,以产出优质的艺术成果为目标,通过持续三年的遴选择优,培养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编导一体创作型人才。
文学系教学组作为首期拔尖人才计划的教学实施方,对19级拔尖学员进行了为期三年的培养教学。三年中,在文学系教学组的全程督学指导下,2019级拔尖人才实验班共创作了52部短片,先后入围了国内外20余个电影节及影展活动。
文学系素来重视学生短片创作能力的培养,在经年沉淀累积的教学体系及认知中,短片创作不仅是将创想转化为影像的过程,也是将理论授课与实践认知进行嵌合互融的途径。它既可以检验学生的习得成果,也是对教师教育理念及方法的省思及锤炼。在此过程中所涌现出的优秀学生作品,不仅开拓及丰富了教学的体系结构,甚至成为了开启学生职业生涯更大可能性的敲门砖。三年的拔尖教学中,文学系教学组不断探索新的创作人才培养模式,用实践和探索证明了拔尖人才实验班的培养模式是可行的、可复制的、可推广的,也必将为拔尖人才计划的后续开展奠定坚实基础。
介于此,文学系公众号将会推出2019级拔尖人才实验班访谈系列,后续将依次推送2019级拔尖人才实验班总负责人孙立军、实验班导师黄丹、张民、刘德濒、杨蕊以及实验班班主任王曦曦的访谈与心得。(注:实验班导师孙立军、黄丹、张民、刘德濒、杨蕊的访谈同时被收录于《电影短片创作——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拔尖人才实验班研究(一)》一书中)


2019级研究生拔尖人才实验班
总负责人
孙立军副院长访谈录
孙立军
中共中央宣传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扶持动漫产业专家组原创组负责人、中国动画学会副会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动漫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投资贸易促进会副会长、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课题负责人、微软亚洲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软件行业协会游戏软件分会副会长、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培训中心动漫游培训基地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漫画分会理事长、国际动画教育联盟主席、中央电视台动画栏目审看组成员、中国动画协会常务理事、中国视协卡通艺术委员会理事。
个人荣誉:
在大型动画电影《小兵张嘎》中任总导演。《小兵张嘎》是积聚动画学 院优秀师生为创作核心,耗时6年的力作。该片把现代的计算机动画技术与 传统的中国风格绘画相结合,创作出全新具有特色的、时间长达90分钟的大 型动画电影。影片具有鲜明的“学院派”风格,在学术和商业相结合上探索 出一条积极的动画产业特色之路。
动画电影《小兵张嘎》获第11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动画片奖、获北京 市文学艺术奖、获第2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美术片奖提名、2008年法国 昂西电影节官方展映作品、入围乌克兰国际电影节、获第4届中国国际动漫 节美猴奖动画长片奖、入围韩国首尔国际青年电影节。
2007年动画电影《欢笑满屋》获第12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动画片奖 提名。
动画电影《兔侠传奇》荣获第2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美术片奖,第 14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电影技术奖提名,荣获优秀电影动画片奖。
2009年出品制作电影《快乐奔跑》,荣获第13届中国电影华表奖最佳 动画片奖,第10届四川电视节金熊猫奖最佳影院动画片奖。
2019年创作动画影片《秋实》荣获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动画短片奖提名、 第7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动画短片奖提名、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动 画短片银奖、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美术片。
论文发表:
《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对动画创作所带来的新的可能性》《中、日、美三 国之数字技术在动画创作中的应用比较》《谈动画电影“小兵张嘎”中数字 三维技术与手絵动画的结合》《论作品“塘”中水墨动画之技术创新》

采访者:王硕 林依静
采访时间:2022年6月
一、我与电影:
从一见钟情到相伴一生
问:能请孙立军校长讲讲您与电影的不解之缘吗?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我的父母在保定这个不大不小的城市工作,当时生 活比较困难,所以我出生以后无法留在父母身边,他们就把我放在老家,住 爷爷奶奶家里,所以我在农村度过了9年左右的时光,大概是小学四年级升 到五年级时,我才回到父母身边。农村生活的经历让我跟电影、跟美术结下 了不解之缘。我今天回忆起童年的时光,都觉得特别美好,因为可以不学习。那时候家里要节约用电,不用电灯,还是点煤油灯,爷爷奶奶怕把我的眼睛 搞坏了,从来没有提过写作业,学校也没有让我们做过作业。以至于现在, 我在教育我的孩子时,也从不给她增加课外的负担。你愿意学就学,不愿意 学没关系。那段时间生活虽然很苦,但乐趣也是现在城里的孩子无法想象的。我们那时候喜欢抓鸟,真的是上房揭瓦,不怕挨打。这一段经历对我后来走 上电影道路,特别是选择了动画专业,并且在创作过程中能够保持童心童趣, 同时拥有敢于“剑走偏锋”的创作精神,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活土壤。
夏天,农村会放映一些露天电影。在我八九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对电影 有了一些认知,印象最深的就是黑白电影《小兵张嘎》。那时候我们在农村 露天公放电影,如果你去晚了,就只能在银幕的背面看。那个时候我还小, 不明白从幕布背面看到的画面也是反的。我就好奇,心想怎么小嘎子左手拿 枪啊,所以有一段时间为了模仿嘎子,我就一直用左手吃饭,左手写字,那 是四年级的事了。我对这件事印象很深,可能现在大家听起来都觉得可笑, 但这件事情也说明了电影对不同年龄、不同时代的人都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对一个孩子具有启蒙作用。正因为这一段经历,我38岁时作为北京电影学院 动画专业的负责人从事教学的时候,又一次燃起了用动画翻拍《小兵张嘎》 的冲动,想要把影响我一生的这部电影,再用动画的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 所以才有了《小兵张嘎》这部院线动画电影。
我和电影的第二个缘分是我16岁初中毕业时,由于不喜欢文化课,绘画 又比较不错,所以后来报考了保定当地的河北工艺美术学校,现在已经改成 职业大学。我当时在美术小组里画画还不错,美术小组的老师就推荐我直接 上中专,上中专可以天天画画,毕业还可以找到工作。在那个年代,对我来讲, 我好像得到了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机会,所以当仁不让地就去报名。河北工艺 美术学校有一门课叫“花鸟画技法”,教我的老师是齐白石的第三代弟子许 鸿宾老师。齐白石擅长在生宣纸上画工笔,学过画都知道,墨水在生宣纸上 会迅速晕开,浓淡干湿重在写意,而齐白石有一个绝技,可以画出不晕的草虫、 蜻蜓、蝈蝈这些昆虫。我学这个技术的时候只有十六七岁。没想到过了快40年, 50多岁的时候运用当时学的技法,用现代的思维、观念和情怀,创作了水墨 动画《秋实》。主创团队在2019年12月28日“世界动画日”当天举办了《秋实》的发布会,标志着世界首部8k水墨动画片诞生!这部短片只有三四分钟, 可以说它没有任何商业价值,但是却带来了超乎意料的影响力。在创作技巧上, 我们其实是在做纯粹的学术研究,比如关于散点透视、焦点透视和东西方影 像差异的问题。在叙事方法上,我想去探索中国传统艺术形式如何和当代的 世界产生碰撞,比如电影游戏、新的电影语言,如何把中国传统动画学派的 理念融合进去,使得中国传统动画重新焕发活力。我带着博士生、硕士生做 这些尝试,做完以后我还是有很多遗憾,有很多地方并不满意。但在2020年 2月,这部三分多钟的短片成功从国内上千部影片当中脱颖而出,代表中国动 画入围了柏林电影节的竞赛单元。
我把这两个案例分享给大家,想表达的是艺术需要真诚,做人也需要真 诚。电影不仅仅是商品,也不单纯是创作者的自我陶醉。电影作为综合艺术, 承载着非常多的社会责任。一个人的生命历程,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 我对电影可以说是一见钟情。我在童年时期就和电影结下不解之缘,因为这 样的缘分,后来偶然地迈入北京电影学院,从此我的一生都投入到电影教育 事业和动画电影创作当中,我很荣幸。
问:请讲一讲您是怎么决定从事电影教学工作的呢?

我们毕业时工作机制是包分配的,当时中央电视台在筹备动画部,我按计划应该被分到中央电视台。大家小的时候可能看过一个节目叫《动画城》, 那就是动画学院的同学毕业之后做的。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北京电影学院 动画专业的教学并没有形成固定的安排,主要是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等电 影厂培养动画创作、动画制作的辅助人员。
上海美影厂的人员比较稳定,后来转向市场经济后,动画片的制作严重 萎缩,并不需要那么多人才,动画学院的招生也就越来越少。从规划来讲, 78级本科班是第一批动画专业学生,大概十几个人,我们84级招了 13个人, 然后是90级,招了 8个人。电影学院的动画专业6年才招一届学生,学校动 画专业的师资一直青黄不接,以外部的师资力量为主。当时学校为了保留动 画专业,美术系领导和校领导研究让一些毕业生留校。我当时从同学中脱颖 而出,被选择留校当老师,1988年我正式成为一名教育工作者。
从我本人来讲,当时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觉得到中央电视台也很好, 作为一个从小地方考进北京的孩子,能够有北京的户口、北京的身份,然后 同时又有很好的职业,已经很满足了。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确定 留校是最好的。在我留校之前,1986年的下半年,上海美影厂国际著名的导 演之阿达先生(徐景达)带我们班。由于他劳累过度,突发脑出血,在我们面前去世。那一年他只有52岁,一晃我现在都超过这个年龄了,我在 52岁时经常想起他,感慨人生无常,没有人能够驾驭自己的命运,唯有只争 朝夕!因为他家不是上海的,他去世后身边都没有亲人,我们五个同学在八 宝山上为他守陵。经过这件事,我一夜就长大了,即便那时候我已经23岁, 但23岁也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在北京电影学院里只知道踢球,其他什么都不 懂,并且我有同学在中央美术学院,在清华美院,自己还总想着当一个油画家, 做纯艺术的东西,缺乏对这个专业的认知和热爱。但在老师去世后,我好像 突然就懂事了一样,把被褥搬到教室,直接住在了里面。凳子下面就是褥子, 学累了直接就躺下。当时我们只剩五个同学,一起住在十几平方米的小教室 里,就想把前几年不认真学习的损失都补回来,要对得住阿达老师对我的 引领。
所以我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最后一年是在教室度过的,后来我又把我们班 上的李剑平,也就是现在动画学院的院长,把他拉来一起完成毕业创作。留 校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作为北京电影学院老师的这份责任感越来越强, 就像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虽然我也有电影的梦想,我也希望做一个故事片 的导演,我也想学其他的,但是命运的选择让我留在动画这个领域,我想我 就要把它做到最好。在系领导的规划下,6年以后,1990年动画专业又一次 开始招生,我也进入动画学院的人才培养当中。到1996年,我们逐渐开始建 设自己的师资队伍。所以我很自豪地说,1996年之前北京电影学院动画专业 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师资主要是来自上海美影厂;1996年以后,我们开始 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像其他兄弟院系一样开始了中国本土动画电影创作的 探索之路,一直持续到今天。从事动画教育,在北京电影学院成为一名老师, 我走到今天,真的是无怨无悔。后来我在想,我如果换一个别的职业,有可 能什么也做不出来。但是恰恰上天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深爱上这个职业, 我也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合格的老师。
问:在教学研究和电影创作的过程之中,您的这种创作的真挚的情感来 源是什么?

因为我在农村成长,我母亲把我接到她身边的时候,她不适应我,我也 不适应她。就一直骂我是野孩子,但是我从来没有认为我是野孩子,我就是 一个人,一个独立的个体,所以我经常会和她对抗,而这样一种童年的成长 经验,对于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着持续性的影响,引领我不断思 考关于个性的问题以及追求梦想、自我价值实现的问题。
这些年来,我在教学工作、创作实践工作以及科研工作当中,第一个提 倡的就是不服输的精神。这一点我是受到我爷爷奶奶的影响,特别是我奶奶, 他们认为在农村没有过不去的坎,遇到困难不要逃避,要学会面对。当你遇 到你不习惯的,不愿意的,甚至是很反感的一些事儿和工作的时候,也要学 会面对。如果一味选择逃避,那很多机遇可能就从你身边流失了。所以我在 大学毕业以后,虽然那时候我已经成为一名老师了,但是我心甘情愿地给我 的同班同学做助手。即使我自认为我的业务能力比我们的同学水平还高,他 们有些影片的项目我也会帮着做,主要就是想学习,想提高自己,艺无止境。
事实上,这些经历对我日后能够驾驭大型题材,像《小兵张嘎》《兔侠 传奇》等影片的创作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这些经历,所以我没有被时代落 下,一直在进行院线电影创作,目前为止,我已经完成了6部动画院线电影 的创作与发行,马上第7部也将在今年年底完成。我不仅仅是个教书先生, 我还是一个创作者,我相信北京电影学院也是这个传统。每一位优秀的老师, 他们都有着非常丰富的创作经历和制作经验。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分享给学 生更实用的知识,比如说题材的类型制作的方式,以及如何融资、如何从剧 本到影像最后完成声音的设计等。
每一部影片的制作,实际上既是一次学习的过程,又是一次炼狱的过程。创作一部作品相当于孕育一个生命,你要从这个孩子呱呱坠地陪伴到这个孩 子长大成人。这个过程中所有的红白喜事都要面对,我们会和投资人争执, 会和合作者产生分歧,甚至是亲兄弟、多年的好朋友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分道扬镳,就像离婚一样。我想这在其他艺术门类的创作实践中就很难碰到。你将面对不同的人,不同的投资人、制片人、创作者,随时准备迎接突如其 来的变数,所以我觉得就像炼狱一样。
动画跟故事片还有一个区别是什么呢?动画的创作周期很长,像《小兵 张嘎》当时用了6年的时间进行创作。我还要做我的老本行——教学,同时 要保证教学质量,所以我大量的业余时间都投入到了创作中,没有休息过一天。但是《小兵张嘎》完成以后,因为没有钱宣发,无法面世,直到今天,也是 我心中的一个痛。毕竟作为老师,我也不懂发行,没成想在当时的环境之下, 砸锅卖铁完成了这么一部良心之作,居然在我们自己的院线因为资金问题无 法发行。当时的企业,即便是有钱,也不会投给动画这种没有太大商业市场 的类型。
我想今天再一次用这样的经历告诉看到这个文章的同学们,搞创作一定 要有坚毅的品质,对我来讲,6年的青春都投入进去了,最后这个作品却无 法公布于世,即便是这样的一种打击,也没有让我放弃,在经历了短暂的迷 茫之后,对于创作的坚持再次唤起我的斗志。所以一年半以后,我又完成了 一部小成本的作品《欢笑满屋》。《欢笑满屋》成为中国首个贺岁档动画电 影。又过了一年多的时间,2008年北京奥运会胜利召开之际,我创作了动画 电影《快乐奔跑》。当时麦当劳、肯德基等“洋快餐”在中国风行,导致中 国的小胖墩特别多。所以奥运会结束以后,我就在想,中国百年梦想实现了, 但小心中国的小高血压、小心脏病越吃越多,所以我就创作了一部动画,里 边的所有角色全部是蔬菜。《快乐奔跑》又被称为我国第一部运动题材的动 画电影。这段经历告诉我,艺术创作既要突出艺术家自己的个人才华,更要 有社会担当。再后来我带着毕业生一起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动画功夫片《兔侠 传奇》。虽然当时这部电影在中国的票房只有不到两千万。但是它卖了超过 100个国家和地区。你们可能知道,我们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是不愿意宣传 自己的。我们总认为,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就知道。但是我们当时的市场 环境不太好,可以说酒好也怕巷子深。而让我自豪的是,有一次在飞机上看 到《英国卫报》上一篇豆腐块大小的文章,是转载的英文,说“中国动画开 始向好莱坞发起挑战”,介绍的就是我的那部《兔侠传奇》。让我骄傲的是, 它虽然票房不高,但是它不仅仅在我们国内拿到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中国电影华表奖以及我们影协学术最高奖金鸡奖,成为三冠王,甚至作为一 部本土产的3d动画电影还销售到了 100个国家和地区,获得了一定的国际 影响力。
当时还没有提出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而我再一次成为“第一个吃 螃蟹的人”。从我的创作历程来讲,我认为一定要挑战和面对别人的质疑。拿起你手中的画笔,把它当作武器战斗吧!我会经常用这样的话语来激励学 生,特别是每届动画学院的学生入学和毕业的时候。我说,同学们,我希望 借用美国大学校长的一句话:“我们从不担心没有教会你们谋生的手段,但 是我特别担心你们无形中成为文化汉奸,不知道自己的祖宗是谁?担心你们 创作的那些作品无病呻吟,都得了软骨病。”事实上这么多年,北京电影学 院这种现象虽然有所改善。但是依然有很多这种所谓的自恋式的艺术。只有“小 我”而没有“大我”。在我的教学生涯中,谢飞老师用激将法影响了我的创 作人生。
从教学上来讲的话,建立一套北京电影学院的动画教学体系是非常重要 的。这数十年来,北京电影学院作为全国第一个在动画教学当中开表演课、 编剧课、视听语言课、声音课的学校,可以说把动画提高到了和电影同样的 地位。事实上在数字电影到来的今天,《阿凡达》的出现给我们带来了技术 变革的压力,未来作为虚拟时代产物的影像,电影一定会打破真实与虚拟界限。我们北京电影学院当仁不让地应该在教学上不仅是紧跟世界的发展,更要引 领世界电影的未来发展。所以北京电影学院现在有拔尖人才实验班计划这样的教学模式,已经显现出很好的创作的态势。
就像我是学动画的,四年里我第一部作品并不是动画,而是在一部作品 里做真人演员,去塑造一个角色,并且评价很高,比那些专业演员评价还高。表演系的老师拉着我的手说,你的这种人物刻画,恰恰是我们反复训练和追 求的。其实我一直跟那位老师说,我就是“玩票”的,真对不住,当然我也 就只演过这么一个正经的故事片中的角色,我就记得老师夸奖我时强调的“松 弛感”。这样的经历让我知道作为一个演员,在银幕前面塑造角色的时候, 如何做到松弛,这其实是非常难的。动画当中也有演员啊,米老鼠不是演员吗?孙悟空不是演员吗?同样也需要艺术化的松弛,这就是艺术创作者那份内心 的艺术素养。
在教学过程中,我时常把我个人的创作经历与学习感悟分享给学生。比 如曾经教过我的,还有一位名为持永只仁的日本老师。他当年是被毛泽东主 席亲自接见过的动画老师,享有最高的荣誉。他非常热爱中国文化,现在也 都去世多年了。我有幸在北京电影学院能师从阿达先生与持永先生两位大师, 虽然他们都去世了,但是我们现在有阿达动画实验班,有阿达奖学金,北京 电影学院有校级的拔尖人才实验班,也有以动画学院为主的动画拔尖人才实 验班。这都是我在教学管理岗位上进行策划的,当然这些和学校党委以及其 他各个方面的支持分不开。因此我特别感恩北京电影学院有这样一个良好的 学术氛围。
另一个就是在科研方面。2006年,美国微软公司与全球七所顶尖高校成 立联合实验室,北京电影学院是其中唯一一所艺术院校。“微软数字化卡通 与动画北京电影学院实验室”成立之后,我们与微软亚洲研究院一道开展合 作研究,共同推进数字动画在技术与审美上的发展。次年,我们跟新西兰维 塔(《指环王》的特效工作室)建立了联合实验室。维塔在他的首页挂出了 这条新闻。后来,北京电影学院被好莱坞报道是世界排名前三的艺术院校, 正是国际化科研合作项目的开展给北京电影学院稳稳步入世界前三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资历。所以我是觉得非常自豪的,除此之外,我也有幸作为组长 申请到了艺术院校第一个“863”课题。就是从动画的角度来讲,我个人很幸 运能够拿到许许多多的第一个。我想说,理论研究不是空中楼阁,不是无米 之炊。不管是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还是我自身的研究,都是基于创作实践当 中的再升华,都是围绕着电影本体进行的。从电影这样一个雅俗共赏的大众 艺术出发,实现对人类文明中“真、善、美”的探索,这就是我们作为北京 电影学院学生,作为电影人始终感到自豪的一点。
二、优中选优的拔尖人才:
电影强国的挑战与机遇
问:您最初决定创办这个实验班的初心是什么?

我们在本科教学评估的时候,专家前后两次,跨度有将近8年,都提到 我们现在在电影技术、电影制作方面绝对是世界一流的,但是我们知道一个 艺术作品的完成不仅仅靠技术,还需要在人文方面有丰富的积累,比如个人 修养、人文情怀、人文知识等。所以当时学校在这方面寻求突破。但是因为 随着咱们国家的电影教育的普及化,我们的入学年龄越来越年轻了,平均都 只有18.5岁左右。
在20世纪80年代,乃至像70年代,像张艺谋他们那些,入学年龄都已 经是我们现在的大学毕业年龄了,所以社会阅历比较丰富。我刚才分享了我 的童年在农村生活过,其实我的少年是在一个小城市生活的,我的青年时代 来到北京电影学院读书,那些经历对我日后创作《小兵张嘎》产生巨大影响。但是现在盛行功利性的精致利己主义,大城市的这些孩子作为精英群体进入 北京电影学院学习,必然在创作的水平上,在电影表达的深度上,在对社会 的观察上,在电影艺术的创新方面都缺乏后劲。我院的研究生培养又都是导 师制,电影的团队效应难以发挥作用。
另外在一年一度的国际大学生影展上,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也表现欠佳。2019年的时候,我们把国际学生组分了三个层次,一个叫国际组,一个叫亚 洲组,一个叫中国组。而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作品不参评国际组,为什么这 么设计呢?因为当时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作品都是以本科为主,作品缺乏深 度。我们可以在亚洲组,特别是在中国组摘金夺银,但是和世界院校当中的 优秀作品有差距。所以我们一直在想,这个奖已经举办18年了,但这种差距 并没有缩小。2018年、2019年的时候,我们研究国际学生影展上获奖的学 生作品,包括研究学生的年龄、受教育背景的时候,就发现国外送过来的这 些优秀院校的作品创作者的年龄远远高于我们本科生的毕业年龄。简单地说, 你让一个幼儿园的孩子和一个高中生一起跑步,那无论是跑百米,还是跑十米, 都无法胜出。所以那时候就做了一个决定,取消分国际组、亚洲组、中国组。你听过哪个世界比赛,还分这样的一个层次?所以就取消了这样的划分。我 想我们要敢于面对问题,找到我们的差距。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发现一个秘密。海外高校的优秀作品以研究生的作 品为主,本科生也很少。所以我们想,真正的比赛是在研究生。真正的衡量 是在研究生教育。在研究生这个层面,如果我们不注重这种社会的变化、生 源的结构变化,在真正爱电影的学生、真正为电影梦想而奋斗终生的学生越来越少的情况下,我们还盲目地自信,肯定对北京电影学院的下一个20年, 下一个30年是不利的。所以拔尖人才实验班,第一个解决的就是打破导师的 门户之线,打破院系的专业之间的壁垒。当然,这个我们还存在着一些不足, 比如说,我们不是真正的学分制,跟西方电影教育体制还是有本质的区别, 但是第一届拔尖人才实验班有让我感动得会落泪的地方,是什么呢?实验班 是周六、周日上课,黄丹老师带领的文学系教学团队早早地到了教室,在我 们的图书馆报告厅。而我们当时还没有办法让研究生同学住校。研究生从四 面八方赶来,同样是早早地就到了,一听就是一天。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 办法给黄老师他们这些上课的老师们相应的报酬。
所以走过的第三个年头,我作为一个最初的创意者、策划者,我觉得很 对不起黄丹老师他们这个团队,说到这儿我甚至有想哭的感觉,现在很哽咽。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功利主义、金钱至上、娱乐至死的环境下,又有几个学校 的老师愿意做这样的奉献呢?这也是我想要做这样一个整理的原因。我就是 想让北京电影学院这样的一种精神被记录下来。我们当年的60年代、70年代、 80年代、90年代都有像类似黄丹老师这样一届又一届的好老师,我们没有办 法感天动地地报答,但是我们用奉献、用责任、用良心,用对北京电影学院 的这一份热爱,来回报我们的母校,来担当我们电影人的责任。
早在拔尖人才实验班成立5年前,我们也曾经提出过“冲奥计划”。如果我们连在自己的国际大学生影展上都摘不了金也夺不了银,那我们从世界 电影大国到强国的飞跃什么时候能实现?我们拍着胸脯说我们是世界前三, 但是要用成绩来证明。我们可以办奥运会,我们可以办世界杯,我们可以办 亚运会,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摘金夺银,那么在电影领域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 野心。所以我们的“冲奥计划”在早于拔尖人才实验班之前就已经启动,但 是后来发现基于我们学校现有的教学模式,在本科阶段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可以说拔尖人才实验班应该说在当时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很多人不解,甚至嘲讽。我作为一个决策者、发起者,听到很多这样的话。当时我跟黄丹老 师说,咱们作为北京电影学院的毕业生,咱们要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留下 一点北京电影学院的传承精神,就算失败了,也问心无愧。如果成功了,可 以让后人拿着这个接力棒,继续跑下去。相信过5年、过10年,中国电影才 有可能,才有希望,才能够成为真正的电影强国,而不能够仅仅是为“我们 的票房将超过美国啦!”这种虚假繁荣而欢呼。那种无用的“票房论”势必 走不长远。我们要创作真正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电影,在世界电影史上受到 尊重的中国电影作品,我们的前辈们,几代前人都做出来过,在我们这一辈 要延续下去,不能够做市场的奴隶。
当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产生矛盾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 位,如果只是用票房这一个指标来评价经济效益,这部电影为资本赚了多少 钱,作为普通消费者觉得是过瘾了,但是发展中国文化是社会责任,这比票房更重要。
所以拔尖人才实验班进入第三个年头,当我们又一次回忆起当时在策划 时候的场景,那时其实是一个艰难的决定,这关系到北京电影学院如何成为 世界第一。我们一方面有资金,另一方面以78级为代表的第五代电影人,以 谢飞老师为代表的第四代电影人为我们电影学院成为世界前三打下了非常坚 实的基础。那么作为后来的,第六代,第七代,甚至新生代,我们怎么能够 制作出影响世界的电影作品,培养出影响中国的电影人,如何才能够真正地 把这个接力棒做好?拔尖人才实验班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应运而生。
第一个是打破院系之间的壁垒,第二个是同学们跑着来上课,这两点都 让我很自豪。因为只有在西方,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这样真正的所谓学分 制的院校出现过这样的人才培养案例,但他们都是高学费的国家,如果不能 完成学分,就得交学费的国家。而中国还做不到这一点。我们2019年第一届 拔尖人才实验班的同学们,周六、周日都要上课,非常辛苦,又实行逐渐淘 汰制。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当时每次上课都是150多人。不少于150人风雨无阻地跑来参加拔尖人才实验班的课程。我和黄丹老师十分感动于大家的这份热情。
问:您是如何看待研究生拔尖人才实验班的教研计划的?

我们学校目前的专业硕士,或者说艺术硕士,顾名思义要强调实践。学 校每年会拿出数百万的经费投放给学位作品,也就说你得拍出电影来。这一 点和其他一些学校有所不同,其他学校可能出于经费的问题、师资的问题, 或者教学理念的原因,而不以最后完成的短片拍摄为毕业考核标准。
北京电影学院学校级的毕业作品,每年有10-15部。这是我们的看家本 领,因为通过作品就能够看到你三年学习的质量。拔尖人才实验班的培养模式, 首先是打破专业壁垒,所有的研究生都是从优秀学生里选出来的。另外艺术 创作还需要天赋,需要有大量的付出,需要个人不断地学习,在优胜劣汰中 不断突破自我。因此它和传统的艺术硕士培养的不同之处在于“优中选优”。虽然我们的艺术硕士也都是优中选优,比如说我们入学的200名同学,大概 有140名艺术硕士,他们都能够按照教学要求顺利地完成学业,拿到毕业证 和学位证。但是拔尖人才则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的作品应 该高于普通的学位作品,拔尖人才需要不断向自己提问:你的艺术质量够不 够高?你的这个选题有没有深度?你的剧本够不够扎实?你的视听语言够不 够准确?你的这个团队够不够默契?这些最后都能够反映到作品的呈现当中。
现在由于语言的问题,包括目前疫情的问题,我们还有很多教学设想没 有实现。将来疫情结束以后,我们会继续推动拔尖人才的国际化步伐。每一 年的拔尖人才都会选派一定比例的学生出国交换,或选择国际一流的师资到 我们这儿来授课,这个设想目前还没有实现,包括行业内的这种优秀的师资, 我们现在还不够。我们新一届,也就是2021年的拔尖人才实验班,下学期学 校将会加大国际化方面的培养力度,采取实践教学的模式,给同学们更多的 实践机会,也就是说,学生在完成本专业理论学习的基础上,又拿了一个电影制作的学位。
问:相比起艺术硕士的话,您认为拔尖人才实验班的同学们需要从哪些方面积累和提高呢?

我希望拔尖人才都是酷爱电影的人,而不是那种带着“我想当明星”或 是说“我觉着做电影能挣钱”这样功利性目的的人,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 个因为做电影是需要付出的,就像跑马拉松一样,非常枯燥,需要体力,更 需要耐力、毅力。作为一个优秀的电影人,尤其是作为拔尖人才实验班的学 生,他们就应该有马拉松精神。这也是我个人从《小兵张嘎》创作6年,以至于后来创作若干部电影过程中积累的一种体会,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没有对电影执着的热爱,没有家国情怀,很难把一生奉献给电影这门艺术。所以学生是否具有奉献意识与奉献精神是至关重要的标准。
第三个便是学习态度和学习能力。就像周六、周日大家从四面八方赶到 学校来上课,可能是因为对电影的热爱,但是如果只有主观地对电影的爱是 不够的,你还要有其他的能力。比如说你本科不是学电影制作的,那你要学 会利用业余时间大量补习,所以学习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拔尖人才实验班的 学生不仅要活跃在创作一线,而且应该花大量时间泡在图书馆里,像海绵一样汲取知识。电影是一门综合的艺术,你的社会阅历、人生阅历固然重要, 但是作为学生来讲,通过电影史看到中国电影乃至世界电影的发展历程,或 者那些电影大师的成长背景,这一点确实也非常重要,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 有丰富的社会阅历,所以我们拔尖人才实验班的同学们应该有一个海纳百川 的胸怀,应该学会像海绵一样,可以随时随地汲取养分,为我所用。
第四个就是合作精神和团队意识,电影作为一门综合艺术,任何一个艺 术家想做电影却不懂得合作,没有团队合作意识,终将无法成为一个真正优 秀的电影人。这也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个特色,所以为什么我们叫联合作业呢?我们为什么去鼓励跨院系合作呢?我们拔尖人才实验班的学生,首先要学会做绿叶,然后再通过你的才华、能力、奉献精神去感动才华比你高的同学, 让他们甘愿给你做绿叶,你的作品才能成为真正优秀的作品。
最后一个要有良好的学术素养。不是说你能拍出好的片子来,就不需要 去学习那些理论,张艺谋导演给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张艺谋是在北京电影 学院图书馆留下借阅书籍最多的人之一,所以成功的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 艰苦和努力。
我还要补充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感恩教育是比较缺少的。我们很多学生 不懂得感恩。当我们的学生站在领奖台的时候,不懂得感恩指导过他的老师。有的时候在我们的影展上面,经常会出现穿着拖鞋、穿着大裤衩子,极不严 肃地站到台上,抱着奖杯说我把这个奖杯送给我的女朋友。所以这个也不是 拔尖人才实验班所培养的目标。所以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关系到人才立体 化发展。包括我们这样一个相对深度的访谈,以书稿的形式呈现出来,也是 希望后面加入拔尖人才实验班学习的老师和同学们,能够了解拔尖人才实验 班的作用,以及最后所产出的成果。
问:在拔尖人才实验班的教学管理上有什么难点和突破点,您建议未来如何完善和推进呢?

目前我们的政策和管理制度还不完善,比如说老师们拿不到相应的待遇, 都是大量的业余时间加班。我经常跟黄丹老师以及其他老师说,我现在只能 给你们打白条,可是你们要知道再过一两年,我也退休了,这些白条有可能 带到我们各自的坟墓当中。因此下一个阶段,我们要把这个白条兑现。希望 能够在真正意义上支持老师们的教学活动,而不是一味地只讲精神,因为每 一个老师都牺牲了陪伴家人的时间,甚至还放弃了市场上很多商业机会,来 带实验班的课程。我觉得这是我们学校现在要改进的,希望研究生院能够在 这方面加大政策扶持力度,让我们优秀的拔尖人才实验班的师资队伍更稳定, 不仅仅是谈奉献,更能获得实质性的回报。所以我更希望拔尖人才实验班的 师资能够把北京电影学院骨干教师带头人的作用发挥起来,在物质利益给不 了太多的情况下,授予这些老师更多的荣誉。
在教学管理方面,由于我们拔尖人才实验班强调差异化,不断在探索多 种形式的教学。比如我们2019级的拔尖人才实验班是以我们文学系的导师团 队为主体的一个教学师队伍,2021年这一届就是摄影系李伟老师他们团队为主的。一个是强调剧本为先,一个强调实践、实践、再实践。通过实践,来 看到你的剧本的缺陷,来看到你的剧作深度,来看到你的摄影机调度,来看到你的表演等。
所以我想这两种模式,既是颠覆传统,又是在北京电影学院传统的基础 上各自突破。所以这个拔尖人才实验班,就是以教学团队为主体的因材施教。未来还有可能要加入一些即兴式的课堂现场,比如像李伟老师他们这个团队, 采用课堂的点评式教学模式。另外,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格局上, 向国际最优秀的院校学习。
总之,拔尖人才实验班的教学管理还有许多需要继续创新的地方,还 有许多政策、制度需要继续完善,同时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同学们和老师们 积极配合。比如说我们的2019拔尖人才实验班,包括2021级都会面临这 个问题,你的导师不是电影创作制作院系,可能是一个其他院系的。那么 我们2019级最后选中的十位同学,很高兴的是所有的导师都全力支持拔 尖人才实验班。这种应该说既做到了学生所在院系、所在研究方向的特色, 也兼顾了我们拔尖人才实验班因材施教的特点。这种独创性也好,创新发 展也好,极大地推动了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教育,特别是专业学位艺术 硕士的教育管理。
问:《中秋快乐》这部短片最近已经剪辑完成了,请您评价一下这个作品, 这部作品有没有达到您的预期呢?

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拍摄短片是检验我们教学成果的一个重要方法, 对于这个结果我们都抱有很大的期待。我经常给我的学生和我的教学团队 讲,在我的创作生涯当中,很难出现100分的作品,但是每次我在做选题 的时候,我都强调要100分。这个100分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可以类比奥 斯卡的金奖,无论是短片的小金人,还是长片的小金人。这并不是要崇洋 媚外,我们知道奥斯卡奖是国际上公认的兼顾了商业和艺术的奖项。无论 你认可不认可,获奖作品就是风向标,特别是它的制作水准有的时候甚至会影响的一个行业。
举个例子,原来的摄影系主任王竞老师讲《地心引力》这部作品时,提 出影像和传统的电影相比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比如,《地心引力》获得最佳摄影, 你就会发现这个摄影师不是用传统的方式对着实物拍摄完成的,而是在绿幕前拍摄的,还有《少年派》《阿凡达》等这些电影,奥斯卡的获奖影片在一 定程度上引领了电影的发展方向。当然,柏林国际电影节、戛纳国际电影节,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包括我们中国很多电影节都会评选出很好的片子,但是 影响力最大的还是奥斯卡奖,就像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一样,它是有标准 的。我认为我们有得到100分的希望,有朝一日,我或我指导的学生能够站 在世界最高领奖台上,获得奥斯卡奖,这就是100分。但是,我也比较悲观, 我认为在我活着的时候,我给我的博士生、硕士生说,我们要冲击奥斯卡奖。我想我就像是一个唐?吉诃德般的战士,我可以冲,可以去试验,我不管别 人怎么议论。但我也希望,我们拔尖人才实验班所有的老师和学生也要有这 种精神,只有这样,我们中国电影才能影响到世界。
《中秋快乐》这部作品,首先我是满意的,但是它没有到100分。但是 可以达到80分,就我自己的作品当中到80分的也不多,占我创作生涯作品 的大概20%。80分是什么标准呢?就是这个作品拿到国际上的一些入围奖或 提名奖等奖项。所以希望《中秋快乐》能够是一个80分的作品,希望能够在 大学生电影节、学生短片的比赛当中获奖。它如果把我们评审时提出的那些 小的瑕疵再精细化地修一修,我认为它应该是接近80分,或者80分这一档。他的这个作品的另外几个点也是值得表扬的,第一个他是按时完成的,一部 优秀的电影需要执行力,如果一个电影,像我做《小兵张嘎》用了 6年,本 来计划3年半,最后做了6年,在制片的角度是不合格的。我们在北京电影 学院的教学当中,在这方面要求得并不严格。实际上针对拔尖人才,我早就规划要严格执行制片,但是由于疫情原因、学校经费划拨原因等原因无法做 到。这是唯一的可以原谅的不可预见的困难。那么他按期完成,我觉得可以 60分起评,甭管好坏,在疫情的大环境中,按期完成是很了不起的。
第二个,他整个影像语言,包括导演的手法,这个驾驭能力整体上我

觉 得也是不错的。首先叙事流畅,选题具有独特的视角,通过一位高中生的视 角讲故事,表现这样的一个社会问题,既能够使观众看得进去,又能够引发 思考。我认为这是多年不见的很好的一次尝试,我觉得这是值得称赞的。
第三个,在他的摄影、调度、布光、主要演员的表演方面,整体上可圈可点。至于里边有个别的细节,比如说鼻烟盒的设计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知道, 按道理,未成年人不能吸烟,即便是表现一个不良少年,也要学会用巧劲儿, 而不是那么直白。特别是这个妈妈对他很有戒心的情况下,妈妈一直对他保 持这种距离感,某种意义上是恐惧或者说是敬而远之的。烟从情感角度,或者在道德引导当中都是要尽量注意的。而我们北京电影学院的大量作品,烟 和酒场面太多了。我希望同学们在创作生涯当中要注意这个,不是一写剧本, 必须醉生梦死,不是一写剧本,必须烟不离手的。从创作角度来说,这些拿 来做点效果弄点气氛,巧劲儿是不够的,没有创新。另外一点,母亲这个演 员的表演稍弱,但即便如此,瑕不掩瑜,总体上是满意的,接近80分。按照 对拔尖人才的要求,我觉得还应该再提升一点。他如果把那些不足的地方, 比如字幕片名的字体缺乏设计等,把减分项补足的话,我个人认为他是可以 拿到80分的。
而60分这个档次呢,我不希望我们拔尖人才的这10部作品只达到60分, 这60分只是学生作品的合格分。所以我想,我们要把拔尖人才的学生作品定 位在80分上下,力争做到90分左右。当然,我梦想着,或者说始终期待着 100分的作品。
问:在参与第一届拔尖人才实验班的过程中您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或者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时刻?

这个很多。第一个印象深刻的就是我这个项目策划了一两年,在学校层 面上讨论了一两年,因为当时没有办法达成共识。大家都担心谁来承担这个 任务。所以当我带有“诱骗”的性质,就像当年谢飞老师激励我的那种形式, 我在“诱骗”和激励黄丹老师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不为所动,我印象很深刻。他很冷静,后来我想,我跟他性格是不一样的。但是他的回答很让我感动。他说, 孙老师你有这个想法,我支持。那我想告诉同学们,就这样的一个“我支持”, 就代表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家国情怀。他知道,我作为一个策划者,可能我这 样的一个点子就意味着未来他们要付出三年,他要拉更多的老师进来,这个 困难是无法想象的,甚至这个实验有极大可能会是失败的,所以黄丹老师的 回答,在当时令我无比动容。
第二个就是宣讲会上学生人数爆棚。后来的周末,我有时候也会坐在教 室的后面偷偷看。老师们都早早地到来,同学们都跑步进到图书馆报告厅, 这样的场面多年未见。那么这样一个老师和学生热爱电影、尊重电影、向往 电影,并且来奋斗、来实现梦想的场景不是我们北京电影学院的传统吗?这 不是我们中国电影需要的吗?这一点也令我动容。
第三个,我们昨天审看《中秋快乐》这部短片的时候,我是一直坚持 要求在大屏幕上看,但是由于疫情原因,我们许多评审老师只能在手机上 看。那么给我留下印象的是同学开场介绍的时候说,很担心卡顿效果不好。我特意讲了一句,我说本应在大屏幕上大家一起看,但是由于这个时间的 原因,由于这个特殊防疫政策的原因,我们不得不采取这种非标准的审看 模式。所以在现场只有我和青影厂的向往老师,还有两位工作人员,我们 四位在大屏幕上看,其他的老师都是在小屏幕上看。我也特意讲了,我说 这是对电影不尊重的。我也给同学说,等疫情结束,也可能你已经毕业了, 哪怕你没有从事电影的创作了,北京电影学院一定要给一个机会,让拔尖 人才实验班的作品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标放隆重地放映。我作为一个北京电 影学院的毕业生,我们当时毕业的时候,曾经听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想给你们分享:“你作为北京电影学院的毕业生,如果一辈子没有再拍过35 毫米胶片,你不配做北京电影学院的毕业生!”当年还没有数字化,但我 记住了这句话,我一直到38岁才有了机会,自己掏10万块钱启动了《小兵张噶》这部35毫米胶片电影。这部电影凝聚着我的梦想,凝聚着我作 为一个毕业生,也作为北京电影学院的一名老师,一名系主任的责任和担 当。如果我做一个系主任,我都没有拍过我主导的35毫米胶片电影,我 都不敢拍着胸脯说自己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毕业生。所以今天我可以跟你们 说,我可以拍着胸脯说,我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毕业生。
当然,2000年以后,数字化以后,没有了 35毫米胶片的概念,所以这 样的寄语只能成为一个“遗言”一样的传说。大量的同学没有机会再拍35毫米胶片的电影。35毫米胶片是很神圣的,它意味着必须在电影院35毫米胶 片的放映机前面放映出来,你才能看到影片。有多少老师和同学们真正理解 这句话呢?电影是神圣的。我作为一个动画专业的毕业生,有幸听到这句话,我真的很幸运。同样,鉴于拔尖人才实验班的教学目标,我们也把这句话传 递给了学生。我在2019年给他们讲话动员的时候,讲过这个小故事。今天我 想把这个小故事以书稿的形式记下来。然后告诉大家,有形和无形的结合产 生了北京电影学院的神圣气场。这个气场,就是世界最优秀的北京电影学院 的精神。大银幕才是真正地展示北京电影学院作品的舞台,所以在手机上看, 在电脑上看,都不能够称为你是一个电影人。
问:您对首届拔尖人才实验班的同学的未来有什么期待?

拔尖人才实验班应该说肯定有许多还不完善的地方,但是拔尖人才实验 班这种教学模式,我相信在全国一定会起到示范作用。但是我真正希望做到 的,是要在我们全校人才培养方面起到示范作用,就是把当下这个时代的因 材施教落到实处。我们学校有着世界上最先进的师资,最先进的硬件,但是 我们能不能够把这些整合起来,让同学们能够享受到最前沿最专业的电影教 育?我希望拔尖人才实验班的同学们无论是只听过一堂课,还是最后走出来 的这十位同学,应该把他们的学习体会、酸甜苦辣,通过我们这次访谈留下 来。第一堂课,第一学期的课,第一个作业,后来如何跟导师争论,如何确 定最后的剧本,在拍摄过程当中用了 7天拍摄还是用了 10天拍摄,如何做 后期,如何取舍,如何满足大我和小我等。他们做过什么样的工作,我希望 能够很好地留下来,能够汇集成册,能够把这些东西编集起来印成书,能够 留在北京电影学院图书馆,甚至可能翻译成英文、法文、日文,能够出现在 世界的各大学图书馆。我想这就是它的作用。我们不是井底之蛙,不能做武 大郎开店,更不能做自恋式的老师,应该有一个敞开式的情怀,应该用电影, 或者叫未来影像记录下来。随着社会发展,未来的电影一定会发生巨大的变 革,我们如何讲好中国的故事,如何把自己的人文关怀通过影像,通过电影 传播出去,始终都是电影人的巨大挑战。我特别希望这十位同学在未来的行 业发展当中,要学会敢于面对困难,如果没有机会做90分钟的电影,哪怕 可以做3分半的电影,也要坚持下来。我的作品《秋实》只有3分半的片长, 打破了金鸡奖美术电影时长最短的历史,在我之前没有这么短的短片进入 金鸡奖提名。当金鸡奖提名就那么三四部的时候,除这个影片以外,其他 都是院线长片,当年的院线长片都是号称几十个亿票房,在跟《秋实》竞争。不仅如此,第二年的《立秋》再一次获得金鸡奖提名。这些都是我们在传 承中创新,在实践教学,在带博士生、硕士生,在研究中国动画理论体系 方面的一个很好的认可和回报。所以希望同学们在未来一定要坚持下去, 坚持做电影。
三、因材施教:
紧跟世界前沿的教育创新
问: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人才和国内外其他院校相比,有什么特点?我们的优势和差距主要体现在哪里?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既老生常谈,但也始终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我 管理本科生、研究生教学这么多年,甚至包括我自己当学生的过程当中,所 有的艺术教育都在强调因材施教,因为艺术是强调个性,尤其是传统的艺术, 电影也不例外。那么北京电影学院的特点,首先是招好学生,把好“选才观”, 这是我们北京电影学院的看家宝。我经常讲,当年如果北京电影学院没有把 张艺谋招进来,张艺谋还会做电影吗?张艺谋会不会报考了中央美术学院, 或者四川美术学院?他照样应该是一个油画家,或者说是其他的行业顶尖。为什么?因为张艺谋具有了大师级的相关的条件,他是一个天才。当年他在 报名的时候,虽然他已经超龄,但他提交的报名材料感动了当时接收他报名 材料的老师。而这个老师是表演系的张华老师。张艺谋的照片是靠他自己工 作时买的相机和胶卷,自己冲洗出来,每一张照片背面都写着他的光圈,他 的构图,他的设想。这些是需要学生入学以后才学的东西,张艺谋靠自学已 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所以成功不是偶然。那么北京电影学院最牛的就是选才, 像张艺谋这样的具有天赋,同时有着非常过硬的专业素养的人才,北京电影 学院敞开大门。贾樟柯何尝不是呢?所以说选才,无论是我们当下拔尖人才 实验班还是北京电影学院传统,都非常重要。南加大不选才吗?南加大电影 学院的校长每年都会到北京电影学院,到亚洲来宣讲。最后他们学校每年在 亚洲可能就录取两个左右的同学,他也要选最好的人才啊。所以我们现在在 选才方面,跟前辈们的这种敢于担当的精神相比,在退化,我们还有很多不 足的地方,所以才有了拔尖人才实验班的项目。我们需要浪里淘沙,在200 多人里最终选出这10个人,这不就是伯乐在找千里马吗?千里马常有,伯乐 不常在,所以在研究生院的改革发展当中,我们要让像黄丹老师、李伟老师 他们这些一批又一批的,一波又一波的老伯乐,把千里马挖掘出来,让他们 把这种北京电影学院的精神传递下去。不是说你的学生,我就不理你,我的 学生不让你教,要打破这种小圈子。这是我们首先要改革的地方。
其次就是培养,因材施教。假如你把一个优秀的人才选拔出来。如何教呢?行业有句俗话,叫教会徒弟饿死师父,所以艺术类的教材,特别是专业教材, 长达几十年,一直老大难,全世界都是这样,以至于我们北京电影学院也面 临着教材荒。所以我们下一步的改革就要提升教材的质量。我们也要编纂《电 影创作宝典》《电影制作宝典》,也要成为经典。目前我们在这方面还欠缺, 要让那些伯乐,那些大师,把他们的那些人生感悟,对电影的技术、艺术的 感悟,值得推广的经验整合出来。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下一步需要继续完善的 地方。我们拔尖人才实验班就是希望借助这种访谈和书稿,用这种理论加实 践的研究,把这个教学痕迹保留下来。当他们的作品有一天成为世界电影史 上的经典的时候,我们的后人可以通过他们的所思所想,可以通过我们的访谈, 通过我们的研究,能够有一个翔实的参考依据。像我们很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到现在都面临着绝迹,因为什么没有规律可循,不知道是怎么成功的,被误 解都是偶然的。成功一定不是偶然。张艺谋在图书馆留下的最多的签名借阅 书就不是偶然,张艺谋在报名的时候拿着他的摄影作品来就不是偶然。那为 什么不能够把全国乃至全球的像张艺谋似的人才抢过来,而不是等过来呢?所以我们拔尖人才实验班项目,改革,发展,实践,创新,所有的这些词汇 归根到底,目的就是要打造一个优秀的世界领先的北京电影学院。刚才我讲 100分、80分、60分,那么这个100分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被评价为世界第一, 这就是我们教育的天花板,这就是100分。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团队意识, 我们的院系壁垒,我们的理念,我们的电影制作技术与观念,以及我们的电 影理论建设,同国际一流水准仍存在不小的差距。我们现在既要看清敌人, 也就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也要看清自己,否则我们真的无法实现突破式发展。拔尖人才实验班项目应该是在这么一个比较特殊的时代,或者特殊的环境, 给了我们机遇。我们应该共同面对挑战。
最后就是毕业就业,我们要学会让学生卧薪尝胆。我在十几年前本科评 估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动画学院本科毕业生,真正检验他们是否成功,要毕 业以后五到八年。为什么五到八年呢?一要检验这个学生还能不能耐住寂寞, 能不能在动画这个行业甘愿做人梯。二要检验五到八年以后在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真正的实践,而不是书本上的实践,不是课堂上的实践的时候,他有 没有运气遇到一些题材,一些机遇,一些投资给他创作的机会。这样你才能 真正检验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培养的学生的质量。我也给动画学院的所有 老师和历届毕业生都讲过,动画学院培养的不是士兵。虽然我们现在按照士 兵在培养,但是我们的定位是培养将军,是中国动画领军人物。我们的前辈们, 像阿达、戴铁郎等好多都是领军人才。所以我们的拔尖人才实验班不是一个 简单的科研活动,或者是一种尝试,它是一个基于70年优秀电影人才培养历 史的“再出发”。
问:在国际化领域下,当代电影的创作和制作理念也在不断变革和发展。您是怎么看待电影与科技以及其他媒介的关系的?

我们知道就目前的中国电影来讲,它还是遵循院线电影的生产模式。这 种模式源于好莱坞,主要是商业电影。但是,电影是一个文化形态,它的主 流虽然可能是商业电影,但是还有一部分我们强调的是艺术电影、实验电影, 或者叫小众电影。那么随着院线的这种模式被打破,比如说互联网、超高清 晰度的led屏,甚至超过4k、8k的显示技术出现,以及沉浸式的vr (虚拟 现实),使未来的娱乐多样化。那么电影势必会在某个阶段发生变革,发生 变化。如果电影人不具有创新精神、创新意识,我想我们就会落伍,就目前 世界电影的发展趋势而言,已经表现出几个特点有。
第一,电影的制作已经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比如刚才我讲到的例 子,绿幕拍摄、虚拟的led屏拍摄、电影游戏化、游戏电影化。因为当我 们看手机上那些抖音视频,经常会看到某一个游戏界面,你分不清是摄像 机拍的还是电脑做的。《阿凡达》早在10年前就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另 外一个则是新技术的全息交互,我们学校数字媒体学院就是应对世界电影 乃至未来的新技术的发展顺势成立的数字媒体学院。只用了短短的五六年, 就已经跻身国家一流专业之列。他们现在在我的带领下已经拍摄了一部用 游戏引擎制作的,而不是传统的动画制作的儿童电影《飞向月球》,原本 用传统方法需要3年完成的,现在只需8到10个月就完成了。这种新的 技术已经完全不同于我原来做《小兵张嘎》,因此,我们在教学当中必须 要跟踪技术前沿。
第二,我们知道,几乎所有的老师都会认可,电影除了技术以外,它的内容,它的剧本,它的立意,它的审美,它的视角,不是技术能解决的,确实如此。所以在复合型人才培养方面,我们也要紧跟世界前沿。我们在 招生包括在人才培养方面,不应该单一地只是基于某个专业方向,就专业 谈专业。我们将来应该是到北大、清华、南加大去选他们的本科生,然后 再和我们的研究生培养特色结合起来。我也相信未来,在这些传统的优秀 文科理科院校当中,有越来越多的本科学生进入我们学校。我们要开门办 学,只有真正的复合型人才,有家国情怀的人才,才有视角,有知识的积累,有生活的阅历,才能够为他未来的创作生涯打下良好的基础。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说,和世界的优秀的院校相比,在理念、观念方面,我们学校的老 师们、领导们要达成共识,要居安思危,不要满足于二三百亿的中国电影票房。特别是我们北京电影学院,更应该作为领头羊,更应该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对手是世界顶尖的那几所院校,而不是国内的兄弟院校。我们的责 任应该是世界电影艺术的发展、创新,而不是简单地只是满足于大众娱乐 这种单一的维度。所以我想说,我们现在在硬件方面可以跟世界任何一个 高校的设备、技术相媲美。但是,我们在技术服务内容,技术服务艺术, 艺术如何提升技术的发展,艺术如何很好地适应当下新技术的发展,包括 我们在创意、剧本方面还需要继续进行团队努力,团队作战。
问:最后请您再给我们学校发展和研究生的培养说几句寄语吧!

寄语谈不上,我觉得参与拔尖人才实验班的老师和同学们都挺让我感动的,因为这件事实际上都是研究生院的额外工作。虽然我自己知道要留 痕,但是这个工作对研究生院来说,对晓慧老师来说,都难。但是我这个人是不服输的。我在农村生活过,我知道什么叫苦,但是我也在农村享受 到从未有过的快乐,苦中作乐,苦中找乐。苦中找乐不是阿q精神,因为 幸福不是靠金钱买来的。幸福是每一个人在内心当中,要培育、要树立一 种幸福的指标。我们作为老师,就应该培养出优秀的电影人才,为此而幸福而骄傲!每一名研究生院的老师和工作人员,就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一分子,也有责任、有义务来做这件事儿。所以当有一天我们的学生摘金夺银的时候,或者有一天我们在病床上动不了了,得靠电动椅子才能看到大山美丽的风光,看鸟翱翔的时候,我们有一份幸福:我们曾经努力过,曾经 顶着压力应对各种困难付出过,然后我们获得了回报,这就是幸福。所以 我想说,如果说寄语的话,我想给我们的老师们和拔尖人才的同学们说的是,每个人都应该有梦想,那就让我们一起努力,把你们的梦想变成现实, 让北京电影学院走到世界的最前沿,让我们一起为梦想而战!


排版:朱瑞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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