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小学时，我格外喜欢腊月廿三这个日子。原因有二：一是这天是北方的“小年”，过年的序幕就此展开，中午母亲会变着花样烧一些好菜，让全家大饱口福，次日又会从集市上买回一些过年吃的零食，比如米花团、爆米花、糖果等；二是寒假生活也正式开始，我不用再去上学了。
我小学三年级那年，我父亲开了一个药铺，赚了一些钞票，花钱阔绰了不少。他准备买一头猪在小年当天宰杀，猪头完整地留下来，在大年初一早上天蒙蒙亮的时候用来敬神，以求新的一年药铺的生意更上一层楼。
我家买的这头猪是邻居东琪家养的。我和东琪是同班同学，那年他家养了三头猪，但到年底时全卖掉了，没舍得留下一头自己家吃。早在腊月初我母亲去预订他家的最后一头猪时，东琪的眼睛里就写满了不甘和委屈，他带着哭腔冲他父母说不准卖，他要吃猪蹄、猪血、猪尾巴。我母亲见状，便让东琪在小年这天去我家吃中饭。我也跟着附和，让他那天一定来我家。东琪没吭声，还是哭丧着脸。他爷爷替他答应了下来，说那天中午他们一定会去我家尝尝自家猪肉的味道，“绝对香得满嘴流油”。
预定好的猪依旧由东琪家饲养着，准备等到杀的那天再进行称重和付款。东琪母亲提出要我们先付80块钱，她说东琪近两天腿疼得厉害，她要带孩子去看病，但手里不是很宽裕。我母亲答应了。
腊月廿三很快便到了，中午11点，父亲与叔叔们抬着猪肉边说边笑，从杀猪匠家走了回来。当时天空正飘着雪花，父亲的脸上洋溢着喜悦，冲站在门口等待的母亲喊道：“瑞雪兆丰年啊！”
那年中饭餐桌上的菜比往年要丰盛许多，母亲和两个婶婶一起，把猪蹄、猪血、猪心以及五花肉、排骨等原材料以炒、炖、炸、蒸、卤等各种烹饪方式做成一道道美味，接二连三地端上桌。我家的整个院子肉香四溢，家里的大黄狗兴奋地走来走去，不停摇动着尾巴。父母高兴，赏了它许多带肉的骨头。
下午2点多我家才正式开饭。当大家围坐在一张大方桌前正准备动筷子时，母亲突然想起了什么，冲我说：“东琪咋还没来？你去喊一下。”然后又怜惜地说东琪这娃小小年纪腿总疼：“他得病快有一年了吧？看病钱花掉不少。”
我闷闷不乐地“哼”了一声，坐着没动——一周前期末考试完，老师在办公室批改试卷时，我们一帮同学围拢在老师周围，想第一时间获知成绩。当老师批改到我的试卷时，我内心紧张不已，默念着“不要错”。东琪当时站在一旁，似乎比我更紧张，他两手握成拳，嘴巴里无声说着什么。我从他的口型看出，他说的是“错”。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似乎忘记了周遭也忘记了我就站在一旁。当一个个对勾出现，眼看着试卷将要批改完时，他的无声终于变成有声，他急不可耐地发出的一连串声音：“错、错、错……”
当我脑海里重放着这一幕时，依旧很生气，我拿他当邻居和同学，他却将我视作对手甚或是仇人。
母亲让大家先放下筷子，准备亲自去叫东琪，毕竟有言在先，做人不能失信。她话音刚落，我家的院门就被猛然推开了，东琪和他爷爷从纷纷扬扬的大雪之中走了进来。
父亲看见他们，嘀咕道：“算着时间、闻着香味来的吧，来得真是时候。”父亲语气中的不屑和排斥也是有缘由的——当年，我爷爷奶奶被划为“富农”，家中的田地和物品悉数充公，爷爷奶奶心如刀割，可东琪的爷爷站在围观的人群里笑得合不拢嘴，幸灾乐祸地说：“世道终于变了！”
坐在屋内，我抬眼看越走越近的东琪，发现他竟不是空手而来——他的左右手各拎了一串米花团。
米花团在我们老家也称“花吉团”，算是一种年节食品。它的制作方法并不复杂，先将糖稀倒进膨化过的大米中搅拌，再用两个半圆形的模具进行塑形，稍加冷却后，一个个比乒乓球略大一些的米花团便成了。米花团闻起来甜津津、香喷喷，咬起来跟吃冰似的，“咔嚓”有声，后味无穷。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这种零食有着不可拒绝的魅力，如果没有发生那件事，我肯定会跑着迎上去接过东琪手里的米花团，并招呼着他坐下大口吃肉。可那天，我纹丝不动地坐着，脸上冷若冰霜，心里翻涌着不可名状的怒火。
在我父母的招呼声中，东琪爷爷以及东琪依次落座。东琪坐我旁边，他将两串米花团放在我跟前，似乎是想表示他在“以物换物”，并不是白吃。开席后，他往嘴巴里塞菜时，表情竟带着几分高傲，就好像是我们家求着他来吃似的。
我对面前那一桌丰盛的美食视而不见，只目不斜视地盯着那盘卤大肠。倒不是我对卤大肠情有独钟，只是无论是穿衣还是吃饭，我那时都要跟村里的小孩不一样。我发明了一种卤大肠的新吃法——把大肠一节一节地串在筷子上，就像是在吃烤串。东琪也有样学样，用筷子串起卤大肠。我特别不喜欢被别人模仿，于是生气地扭过身子。可能是因为扭动的幅度过大，我碰到了挤坐在一旁的东琪，他实在太弱不禁风了，竟从凳子上摔倒在地，继而放声大哭。
我父亲坐着没动，用带着赞许意味的目光瞧了我一眼。我母亲慌忙起身去扶东琪，问他摔疼了没有。她知道我和东琪之前有矛盾，明白我心里有气，再加上我也不是故意撞倒东琪的，她就没有当场训我。顷刻间，东琪爷爷满脸怒色，他口中虽说着“娃们哭哭闹闹很正常”，却趁我父母不注意的时候，凶神恶煞地瞪了我一眼。
饭还没吃完，东琪爷爷就找了个借口放下筷子，拉着东琪离席而去。东琪的一条病腿因疼痛走路走得歪歪扭扭，但在出院门前，他回过头来剜了我一眼，威胁道：“你等着。”我母亲心里过意不去，连忙从厨房拿出一只大碗，从桌上的每样菜里夹出一部分，准备给东琪送去。可她刚走到院子里，就听到了东琪尖利的骂声。他喊着我的名字，不停地骂祖宗，间或还能听到他爷爷的窃笑声。我小叔年轻气盛，准备出去教训东琪，但被我奶奶和母亲拦下了。
母亲犹豫了一会儿，还是端着装满肉菜的大碗去了东琪家，她说：“是我家闺女不好，惹哭了东琪。东琪别生气了，她比你大10个月，她考全班第一有啥了不起的？以后东琪会有大出息的。瞅瞅东琪的眼睛多黑多亮，一看就是聪明孩子。谁家有东琪这样的孙子，真是祖上积大德了。”
母亲明面上是在安慰、夸奖东琪，其实那些话都是说给东琪爷爷听的。很快，东琪就在他爷爷的“呵斥”声中停止了哭骂。
母亲回来后脸色难看，心情似乎有些矛盾。她先是说东琪心事重，一肚子主意，让我以后躲着他，别跟他一起玩。随即又说小孩该在一起玩，还是得在一起玩，“都是邻居”。
两天后，我家的大黄狗离奇地死在离村庄不远处的山林中。被人发现时，身子都硬了。那条大黄狗是我童年最好的伙伴，它曾安静地陪我写作业，还与我一起在田野上飞奔玩耍，我一时难以接受，哭泣不止。我怀疑是东琪干的，却没有证据。
2
寒假结束，新学期开始了。
一天我在放学路上看见东琪独自走在前面。自从小年那顿饭后，我们已经有3个多月没讲过一句话了。虽然我对他的怨恨早就随时间消失了，但东琪似乎总是有意避开我。为了避免打照面尴尬，我就慢吞吞地跟在他后面，他走一步，我走一步。
从后面看，东琪的个头好像很久没长了，他瘦得皮包骨，衣服穿在身上显得很宽大。我想，他若是不小心摔一个跟头，身体会不会七零八落地断裂在地上，再也拼接不起来了呢？我还发现，他走路的姿势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有些奇怪，那条病腿在迈出步子时，总要先在空中缓缓绕出一个圆，随后再慢慢落地，似乎这样做可以避免脚直接落地带来的冲击和伤害。听大人们说，东琪的腿疼是由遗传的风湿病引起的，他大舅才四十来岁就拄上了拐棍。
我们一前一后地走着，一个调皮的男生飞快地从我身边跑过，当他经过东琪身边时，高声喊道：“小瘸子！”
我在后面看不见东琪的表情，但能感觉到他很愤怒。他发出尖利地叫嚷声，又从地上捡起一块半个拳头大小的石头，狠狠地扔了过去。可是他力气太小了，石头根本追不上那位男生的脚步。
发泄完了，东琪似乎很累，他找了一块石头坐了下来。我见他一时半会儿不会继续走路了，就想装作视而不见快速从他身边走过去，可没想到，他却叫住了我。他从书包里掏出两串米花团，脸上带着几分讨好的表情望着我说：“有一串本来是给我妹带的，现在送给你吃。”
离我们小学不远处有一座石拱桥，每逢周二，一个老太太会到桥头卖米花团。她面前放着一个竹筐，里面散装着一堆圆球状的米花团，为了吸引顾客，她用细棉线将8个米花团连成一串，线头线尾系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圆圈。据说，老太太做米花团用的是上等大米，在膨化之前还经过了一番精挑细选；糖稀也不是从外边买的，是她把自家种的红薯洗净、切碎，再用大火熬制成的。
因为老太太做的米花团味道很正宗，很多同学都会捡拾废品换钞票，就是为了在放学时悄悄买上一串。之所以要“悄悄买”，是因为家长们都不许我们买——这个老太太用来串米花团的大针是家里缝棉被用的，上面总会因为沾上米花碎屑和糖稀，干涩地卡在米花团里，穿不透了。每每这时，老太太就会把大针插进自己油腻的白发里，搔那么三五下，再拿出来串米花团，就变得轻松多了。
虽然被父母叮嘱过，老太太的米花团吃了会拉肚子，但我短暂犹豫了一下，还是接过了东琪递过来的那串米花团。它们像大号的珍珠项链，我突发奇想，把那串米花团从头顶往脖子上套，可是头太大，没有成功，惹得东琪哈哈大笑。
随后，东琪向我展示了一种新玩法——他的两只手撑着一串米花团，交替着在空中“滚动”，嘴巴里发出呼啸声。他愉快地说：“你看这米花团，多像火车的车轮。以后我要坐火车去远方，在大城市里生活，最好是去北京，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那时的我虽然成绩不错，人却胆怯、封闭，哪里知道什么是“远方”。东琪的话让我心头一震，我第一次模模糊糊地憧憬起外面的世界。
东琪继续说：“明天我就不用去学校了，我膝盖里有积液，得先去好好治病。”他说这话时脸上有一层奇怪的得意和骄傲，好像他生病了才有充足的理由请假，而这种“特权”是别的同学没有的。
东琪治病回来时，多了几套新衣服——他的四个姑姑各给他买了一套，有一种庆贺他病愈的意味。但他的病情实际并无大的改变，走路姿势还是跟以前一样，也不敢奔跑和跳跃。
因为儿子的病，东琪母亲总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她曾不止一次找我母亲诉苦，说她担心东琪的病一直治不好，变成一个真正的瘸子，慢慢发展到瘫痪，成为一个废人。她甚至老早就开始担忧东琪的婚姻，生怕他拖着一个残疾的身子，没有女孩肯嫁给他。
夏天的一个傍晚，村庄里传出激烈的争吵声，是东琪母亲和他的小爷（东琪爷爷的亲弟弟）吵起来了——东琪的小爷是个光棍，会算命，他闲来无事，悄悄用东琪的八字算了一卦，结果算出东琪不仅跟自己一样也是光棍命，还是个短命鬼。他把这个结果四处宣扬，最后七传八传，传到了东琪母亲的耳朵里。平日里，东琪母亲挺温和的，可再温和的母亲也无法忍受别人诅咒自己的孩子。那天，她像是要将心中的苦闷忧愁全部发泄出来一般，泼辣无比。随后东琪的奶奶、姑姑们也参与了骂战，一群女人将东琪的小爷摁在地上揍，东琪母亲的指甲缝里塞满了从他手臂、脸上抓下来的皮肉。
东琪的小爷心生愤恨，之后继续四处散布东琪的命运。村里人在背地里说，先不说东琪小爷算得准不准，就是普通人也看得出来东琪以后找老婆是很困难的，“哪家姑娘会嫁给他？图啥？图嫁过来就照顾他？”
3
四年级时，东琪转学了，平常就在外婆家住。他有个姨从中师毕业后在一所小学任教，东琪转学去那里读书，可以得到更好的照顾。此后我们渐行渐远，即使是在路上碰见，也只是微笑一下便各走各的路。我能感受得到，他从小就讨厌我所谓的与众不同，而我也嫌恶他的善妒和没来由的高傲。
时间过得很快，我读高中了。暑假的一个夜晚，东琪母亲突然背着半麻袋甜瓜，气喘吁吁地来到我家。那些甜瓜表皮金黄，由内而外散发着香甜气息，闻着就令人心情愉悦。但东琪母亲却是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我隐约觉得她是有事而来，并不是仅仅为了送瓜。
她说，这些甜瓜都是自家种的，一直催我吃。等半个甜瓜下肚，她似乎已经等不及了，立即开口道：“我家东琪最近像是魔怔了，总是从早到晚在家听歌，门都不出，跟他说话也不理人，可愁死我了。”说着，她望向我：“咱们庄跟你们一般大的孩子都打工去了，就你和东琪还在上学，年轻人和年轻人总是能够说上点话吧？”
她说东琪患的是“强直性脊柱炎”，属于风湿免疫疾病。东琪还小的时候，他们相信了所谓的“祖传秘方”，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带他去一个小诊所看病，“耽搁了”。后来去了正规医院，但那时医疗水平有限，所以东琪的病情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加重了许多。
“医生说了，这个病是治不好的。”东琪母亲几乎快要哭了，但她还是竭力将眼泪憋了回去——在我们老家有禁忌，是不能在别人家里哭的，会给别人带来晦气。
次日，我应邀去到东琪家——他母亲希望我可以跟他聊聊，开导他一下。
东琪的屋子大约长久未开窗透气，地上扔着西瓜皮和花生壳，散发出一股刺鼻的腐烂气息。墙上贴着郑智化的歌词，录音机里的磁带“呲呲啦啦”地转动着，歌声在屋子里横冲直撞：“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我忽然明白过来，东琪沉醉于音乐并不是因为“魔怔了”，而是把同样有腿脚残疾的郑智化当成了榜样，用他的歌声来激励自己。
在东琪房间的南墙上有两个铁钉，一个铁钉上挂着一条废弃的自行车内胎，另一个铁钉上挂着一串米花团。那米花团上积满了灰尘，似乎挂在那里很久了。我隐约觉得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很奇怪，但又觉得，应该与他的“远方”和“梦想”有关。
可是，我并未开口向东琪求证，我知道他厌恶被人看穿和说穿。
如今，我已经记不清自己那天说了些什么，却清晰记得，东琪坚定无比又高傲地冲我说：“有一天，我一定会出人头地，你们谁都撵不上我。”
后来的一个晚上，满天繁星，我去家北边的山岗上散步。刚刚站定，就听见不远处传来两声沉闷的叹息。循声望去，只见一个人坐在弃用的石磙上，从影影绰绰的身体轮廓看，应该是东琪。
他也发现了我，就朝我走来。他身上一股酒气，但看上去并没有醉。走到我身旁，他掏了颗薄荷糖给我，说吃了可以提神：“我女朋友上课时最喜欢偷偷吃薄荷糖。”迟疑了一会儿，他又说：“不过现在已经不是女朋友了。”
这应该是东琪第一次向我打开心扉。
东琪读的是中专，他喜欢上了班里一个女孩，在他锲而不舍的追求下，女孩答应试着与他交往。一段时间后，两人在展望未来时，女孩明确地表示自己毕业后要留在本地工作，而东琪想去“远方”。后来两人因为这件事谈不拢发生争吵，女孩不仅决绝地提出分手，还讽刺他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残废”。
东琪十分受伤，但更让他难过的是，他中专毕业后父母拼命阻拦，不允许他一个人去外地。那时他的病情已经愈发严重，一到冬天就要盖上厚厚的棉被，吃喝都在床上。这样的身体状况需要人时刻照顾，根本就不可能独自远行。于是他去了一所小学，在传达室里做点简单的工作，所学的文秘专业完全派不上用场。过了不久，他就因为身体原因被学校辞退了，此后一直闲在家中。
“我就是被这副躯体给困住了，不然大城市一定有我的一席之地，并且凭我的智商和能力，会混成人尖子。”一次，我们在村子里偶遇时，他没头没脑地冲我说。
我清楚地记得东琪当时的表情，秉持着他一贯以来的高傲——他昂着脸，似乎对周遭的人和物都很不屑，但他哀怨、躲闪的眼神却背叛了他，将他心底的那缕自卑和不甘暴露无遗。
4
2017年春天，我从外地回到老家，骑着一辆小摩托准备穿过小镇去看望舅舅。骑着车，我猛然望见东琪在前面走着。我们已经有5年多没见了，久别重逢，我内心喜悦，便大声叫他：“东琪——”
东琪的脚步明显停顿了几秒，却没有回头，而是继续朝前走。我有些诧异，距离那样近，他不可能没听见，只能说他是在故意回避我。那一瞬间，我忽然明白，一个人在过得不尽人意时，是不愿与熟人相遇的。他大约是怕我问起他的近况，而他并不想把那些不堪暴露在我的面前。
东琪23岁那年，他母亲因为癌症离世了。听说她离世的几天前还拉着东琪的手不停地念叨：“娃啊，你要是成家了该多好……”
4年后，东琪的父亲和他的几个姑姑合力在镇上给他买了房，之后又支持他在镇上开了家糖烟店。可惜那家店背街，没有生意，不久就关门了。家里的经济来源主要靠他父亲在工地打工。
东琪结婚了。听说女方家里很穷，兄弟姐妹多，还有长辈患有精神分裂症，选择嫁给东琪，也是无奈之举。这个女人我见过，很朴实，是个老实人，过日子完全没问题。可东琪心气高，掌控欲又强，他希望妻子对他言听计从，平时对她说话也都是命令式的语气。不仅如此，他还时常在外人面前挖苦她，说如果不是自己身体上有点病，怎么会娶她这种又黑又胖、一点美感和品味都没有的女人……久而久之，他妻子对他寒了心。
几年前，他妻子找了份卖保险的工作，渐渐开始夜不归宿，后来就明目张胆地出轨。东琪颜面扫地，一开始试图用暴力迫使妻子收心、回归家庭。他不止一次举起啤酒瓶或凳子砸向妻子，但女人长得壮实，每次都能巧妙地躲过，接着抬腿一蹬，就把身高不到1米5的东琪踢倒在地。后来，东琪又来软的，他像一摊稀泥似的跪在地上，抱住妻子的腿，哭着哀求她不要出轨……这样的画面多次上演，镇上的邻居们都看腻了，消息传回老家，弄得村里人尽皆知。
到了2015年年底，两人终于离婚，两个儿子一人分一个，老大跟东琪。大儿子与东琪并不亲近，他小学四年级就开始住校，周末去外婆家，不愿与东琪一起住。听东琪的三姑讲，老大还与东琪动过几次手，东琪打不过他，于是一边喝酒一边辱骂前妻——他认为大儿子之所以对自己不敬，全是因为前妻在背后挑唆。
为了避免超过东琪造成尴尬，我就把摩托停在原地，任思绪乱跑。不料，东琪走着走着，忽然转过头，装作刚刚看见我的样子，很热情地问我是啥时候回来的：“已经快中午了，镇子东边新开了个烧烤摊，我们一起去吃吧。”
我不好意思拒绝他的邀请，就临时决定次日再去看望舅舅，随后跟他一起去到了一个露天烧烤摊。那里生意冷清，饭点也没有几个客人。我们看着菜单点了烤肥肠、烤羊肉串、烤鸡翅等，又点了学生时代最爱喝的健力宝。
春风裹着灰尘吹过来，使人莫名地感到忧愁和迷茫，东琪大约也有同感，他的眉头一直紧着，没有松开。吃到一半时，他突然旁若无人地大骂起前妻：“那个烂婊子，你一定听说了吧？真是辱没先人，我丢脸都丢到祖宗那里了。老子要好好活着看着她死，看着她不得好死。”他说话时习惯性地摇两三下头，好像是在否定一切，又像是对一切都不甚满意。
我觉得任何劝说都显得不痛不痒，甚至还会引发东琪更大的怒火，于是就东张西望，试图从周遭的景物中寻觅到一个新话题。很快，我的目光就落在不远处一个地摊上，那里有米花团和爆米花卖。
就在我还未想好怎么开口转移话题时，东琪突然停止了咒骂，他缓缓站起身，佝偻着的背几乎弯成了90度，然后拖着一条病腿，步履蹒跚地向那个地摊走去。
我不禁想，东琪还是如此敏感细腻啊！单凭一个眼神，他就能猜出我的所思所想。要是他有个健康的体魄，大约也会拥有一个健康的心灵，会是个温暖的人吧？是疾病让他变得面目全非，有时又歇斯底里。
东琪买了一些米花团回来，把袋子递给我，说：“烧烤你说你请客，米花团就我请了。”之后我们各吃了一个，这米花团的口感不够酥脆，甜味也不正宗，远远不如当年那位老太太做的。但我们依旧心是口非地笑着说：“还是小时候的味道。”
大概是米花团触发了回忆，东琪几次欲言又止，突然说道：“有一件事我得请求你的原谅。三年级的那个寒假，我和我爷用加了农药的馍毒死了你家的大黄狗。”
虽然我曾怀疑过他们爷孙俩，可听到他亲口说出来，依旧震惊。然而不知为什么，随着年纪增长，我回看童年里遇到的那些人，觉得一切都可以原谅。于是笑着说，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狗的样子我也不记得了，让他不必放心上。
东琪似乎彻底放松了下来。之后他主动告诉我，在前妻出轨那段日子里，他查出了抑郁症，直到现在每天还是要吃药。他不无悲怆地说：“我就是被这副病身给耽误了，要不我咋会走不出这片土地？咱们庄的大伟初中都没上，可人家现在混得很好，在北京给一个有钱人看别墅。有钱人基本不回去，家里养了几条狗，平日里狗吃啥，大伟吃啥。”
东琪说这些话时，眼睛里有难掩的嫉妒和憧憬。我有些错愕，很想问他：“你真的羡慕大伟吗？”还记得小时候，他对我说长大了想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是不是人年纪越大，连梦想和追求也会变得越卑微呢？
但最终，我什么也没说，只有一种深深的类似于悲哀的情绪在我的心里流动着。
5
2021年12月的一个晚上，母亲打电话过来说东琪“走了”。天擦黑时，他的遗体被人拉回村子，准备3天后下葬。我父亲去他家帮忙了，回来时眼圈发红，说东琪的双眼都没闭上。说着，母亲哽咽起来：“你们一般大，都是我看着长大的孩子……”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据说，东琪头天晚上一个人在家喝酒，还跟同村的熟人视频聊天。那人远在上海，患有焦虑症，也需要每天吃药，和东琪同病相怜。不知不觉，他们聊到了深夜11点多，东琪把家里的酒喝光了，就开着三轮车去街上买。
次日凌晨4点多，附近早起的人发现东琪歪斜着头，“睡”在家门口的三轮车上。空空的酒瓶子放在三轮车的车斗里，他没穿袜子，随意趿拉着一双单鞋，身上连棉袄都没穿，仅穿了一件单薄的毛衣，身子已经僵硬了。经过一番调查，警方推断他是醉酒后冻死的。
东琪一生渴望离开故乡，远走高飞，可最终不仅没有走出这片土地，死后还葬在了这里。听东琪父亲说，在他去世的几个月前，他就仔细交代过有谁欠了他的钱，他欠了谁的钱，并让他父亲找个老伴，不要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过。他还告诉父亲，自己一点也不怕死，“如果死了，灵魂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也不知东琪是早就预料到了自己的死期，还是他的死根本不是一个意外。这事成了一个永远的悬念，被东琪带进了坟墓里。
几年前，我们村长的儿子建了一个微信群，将村里的那些在四面八方“流浪”的中青年都拉进了群。大家在各地为生活奔忙，共同话题并不多，但不久前，有人网购了米花团并拍照发在群里，沉寂了很久的群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大家七嘴八舌，说离老家越久越远，就越怀念从前，“还是小时候的零食正宗、好吃”，“还是小时候的日子过着有意思”。大家相约等年纪大了全都回到村里，背靠着老屋的墙根晒太阳。
群主发言：“小时候真是容易满足，吃个米花团就很开心，就浑身是劲，对未来充满向往。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开飞机，现在开出租车也算是跟小时候的梦想沾点边了。”说完，他连发了几个呲牙的表情。
那一刻，我想起了沾染了老太太头油的米花团，也想起了东琪。他葬在距离村庄二里开外的地方，坟前有一条尘土飞扬的小路，虽逶迤漫长，但顺着小路不停走，可以通向一条铁轨，那里有火车呼啸而过。
小时候，东琪说串起来的米花团像火车的车轮，他长大了要乘着火车去远方。假如他身体健康，真的去大城市打拼和生活过，会不会跟我们这些游子一样，有一天会有乡愁，会渴望回到最初的地方？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张爱菊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湖中岛
前言11月29日，我从方舱出来，4天后，北京全市方舱“应出尽出”；几天后，“新十条”建议提出，社会面的疫情从紧张不安到基本放开。过去的一切仿佛忽然成了历史。今天再看之前的日记，心情已经变得轻松起来。虽然俗话说“大疫不过三”，但最终我还是没能躲过这一次。
我一声都不敢出，也许现在不是说话的好时机
11月13日开始，气温逐渐变冷，漂亮的黄叶季结束了。
随着疫情逐渐吃紧，北京每天的新增感染数目越来越多，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朝阳区。没多久，社区附近的幼儿园就停课了，于是我和孩子妈开始了夜间干活，白天带娃的模式——两人轮着班，基本上也就是带小孩下楼核酸，再骑个自行车遛一圈，然后就是长时间的闭门不出。
正好碰上老人过来看病，孩子妈非常艰难地进行着预约进京绿码、挂号等工作，一切如履薄冰，尽可能小心谨慎，却没想到更大的考验正等着我们。
楼下小区拉起了警戒线（作者供图）
11月20日，正值北京断崖式降温。到了傍晚，我只穿了长袖加一件帽衫就下楼做核酸，没想到，队伍比往常长很多，说是录入系统信号发生故障。最终，排了十来分钟才做上，冷得我直跺脚。小区楼下的超市已经全部关门，我特意绕去更远的小超市，买了牛奶才往家走。
当晚我有点发寒，体温到37.3，以为是普通着凉，强行灌了三大杯热水，加冲了板蓝根。到了半夜，盖着被子也觉得冷，4点多，穿着厚的连帽卫衣居然被冷醒。这种感觉从未有过，后来才知道，当时已经中招了。
第二天起床后，我昏昏沉沉，带着小孩去拿她的药，开完药后一块做了核酸。查看健康宝，猛然发现：昨天核酸好像没出来。也就是同一时间，警察打来电话，告知我的核酸结果“十混一”异常，问我在哪，我如实告知，他让我马上回家，然后原地不动，如果有家里人也不能出门。
匆忙回到家，我还在想怎么自己就碰上了“十混一”，真是中奖了。惴惴不安地待在家，一直到下午2点，社区安排的大白上门，现场做了单管核酸采样，还做了一次抗原，显示是阴性，由于对方的手机缠上了胶布，拍不清楚，还让我加了他的微信然后我拍照并发送给他。此时，我心里松了口气。
事实证明，我还是过于乐观了。
当天下午，我没再出门，身体酸痛、乏力，有点咳嗽，体温37.5，草草吃了晚饭，一直戴着口罩，特意让小孩离我远点，怕感冒会传染她，随后安心地睡下。
没想到，这是我在家里安睡的最后一夜。
22日晨，还没刷牙，看了一眼健康宝，阴性——是21日上午做的核酸，时间是在单管核酸之前。
8点过，社区又来电话，通知我说上门做的单管核酸有问题。我还在琢磨是怎么回事，发信息给昨天给我做核酸的人，发现对方已经把我删除，心里一沉，就又有电话打了过来。
我说，健康宝目前还是阴性。他们说，“健康宝是之前的时间，没用的。疾控中心给你做的单管核酸，显示是阳性。”
我懵了。
很快，整栋楼都被封了起来，楼下开始搭起了蓝色围挡。楼里的讨论群立刻就炸了锅，96户居民全部不能出去。1小时后，社区工作人员上门，要求我们全家马上再做一次抗原。这回，我的抗原的确变成了阳性，家里其他三人还是阴性。我应该是确诊了。
一直到那时，我还在跟孩子妈讨论，是不是能在家里隔离，可不可以不走。可各种电话已经来了，社区电话跟我核实情况，民警同志开始进行对我的流调，行程需要赘述到17号，需要全家人的行程加上疫苗记录，需要精确到时间和疫苗公司，疾控中心要马上报备我的信息……总之就是手忙脚乱。
30分钟后，社区问我是否同意马上转运，说给我争取到了旁边公园里的平房安置点，如果我不答应，下午可能要转到离我家很远的五环外的三间房安置点。而且如果我答应离开，我们的楼便可以早点消杀，进入提前解封状态。
我心里想着，起码是平时去的公园，心理上好接受一点。假如需要什么物品，或许也可以从公园围栏扔进来吧？而且，这样做就可以减少麻烦，也避免传染给家人。我立刻答应，马上开始收拾。
拿出了之前只背过一次的40升登山背囊，随便塞了点衣服，然后把“精神物品”——咖啡、小板子，以及平时不开机的苹果笔记本全部塞了进去。迅速看了一下网上别人要带的物品，好像还要自己备点药，于是把平时用的眼药水、薄荷膏、风油精全部都装起来（事实上，风油精和薄荷膏起了很多作用，几乎帮我度过了最难熬的前三晚）。还带上布洛芬和复方银翘片以防万一，其余什么杯子毛巾全部装起来，带上本子和笔袋。但忘了拿本书，还有耳塞，这是至关重要的物品。
我是个凡事做最坏打算的人，这次也不例外。我常想，所有事情按最坏的情况去假设，那如果情况没有坏到我设置的底线，便是好的情况。
孩子妈给我准备了充分的纸：一包湿巾、一包棉柔巾、两包抽纸、五包小纸巾五包小湿巾，大概用三周都没问题；两个玻璃杯和手冲咖啡的器皿——虽然没用到，但对我精神上的支持是很重要的；为了防止要跟别人抢插座，自己还多带了一个接线板——同样也是很有用的东西。
最后，我还异常镇定地将手头的工作交接了一下，并且留言给编辑，说我有点事，暂时联系不上，千万别担心。
头晕得厉害，似乎有个什么东西在我体内穿来又穿去，思维变得一团乱，这才想到，可能要进行室内消杀，于是拿出邮寄书才会用的塑料泡沫把电脑封好，以防止喷洒酒精消杀时出问题，又把要罩起来的物品全部检查一遍。
到了中午，我们还在讨论是不是除了我以外，其余的人待在家里隔离就可以，社区工作人员来了，又放了一包物品在门口，是四件大白防护服，还有手套、遮挡帽子等。我心知不妙，肯定大家也要离开。
我看了一眼小水缸里，家里养的三条鱼，我知道它们必死无疑，因为将会有两周左右它们没东西吃，也没人给它们换水，我只能往里把水加满，这是最后我仅能做的事情。
我也即将要面对小孩5岁以来最长的分别时间，而孩子妈则要面对带娃的最长时间，可能是十天，可能是半个月。我匆匆地跟孩子说了两句道别的话，她也听不进去，还在问我要去哪，但我甚至连煽情的时间都没有。
楼下小区拉起了警戒线（作者供图）
心情烦乱，饭也没心思吃，穿好了发的大白服，坐在厨房里，把行李拿到门口，看了一眼楼里的群，已经吵翻了天——大家一边讨论封控情况，一边询问是哪层楼的住户“十混一”阳性。我一声都不敢出，也许现在不是说话的好时机。
以为要在集装箱隔离点待两周，我怕晚上会冻死
过了一会，电话通知准备安排转运，工作人员在蓝色挡板旁边等着我，是一辆蓝色别克商务，放好行李，上车，车绕了两圈，临时的安置点就到了。的确在公园旁边，一看，就是4个集装箱房子，室内一股不好闻的气味。
集装箱里面的物品如下——两桶方便面，一箱怡宝矿泉水，空的热水壶，一个需要自己组装脚架的暖气炉，一床被子。外面只有一个临时卫生间，没有自来水，没有热水。我以为这就是要待两周的隔离点，即使是我准备好了那么多东西，也倒吸一口凉气，要是晚上，肯定得冻死，这是在开玩笑么？赶紧打12345投诉。
集装箱隔离点；后来知道是临时的而已（作者供图）
大概等了2个小时，社区的人打电话给我，说转运单下来了，我将被送到顺义新国展方舱W3。
还在郁闷中，转运车就来了。转运人员拿着我的单子，让我和司机一块合影上传作为转运证明。合影时，旁边一位路过的骑车小女孩还好奇地问她奶奶：“他们在做什么呀？”她奶奶惊恐万分地把她拉走了。此刻的我们仿佛就如洪水猛兽般可怕，只是因为我们穿上了大白服而已。
上了车，我才发现车里还有另外一个小哥，手里只提了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方便面，完全不像要隔离两周的模样。过了一会儿，又进来一个胖大姐，说自己太胖，坐不下了，但最后也硬挤了进来。
下午，4点多的东三环，车居然少得可怜，车从东三环上了机场高速，一路向北。看着夕阳和晚霞，我默默接受着身边所有东西都将和我切断联系这个事实——工作，电脑，陪小孩跑步、骑车。
前路茫茫，心情沉重又无计可施，哪怕路边散步的人，都突然让我羡慕不已，只能轻轻地对自己说了声，普通的生活，暂时再见了。
第一天：到底是谁错了？这个问题无解
车到达新国展是下午5点多。
拐进W3W4会馆的门口，顿时看到不少大巴和私家车，还有刚下车的人在跟对接人员吵架。似乎有很多人是被一车一车拉过来的，像旅行团一样，大家挨个下车，排队，居然什么行李都没带，有的只是简单拿了一塑料袋的食物。有的拖着一个小孩，小孩还以为要去哪玩。
我除了40升的背囊，还有个小书包，手里还提着一个大塑料袋，似乎是带了最多行李的人。
从会馆门口走了几百米，拐弯，进了里面，穿着的大白服必须在门口脱下来，以防与工作人员混淆。
方舱的床位布局是这样——大门前面是主通道，右边是A区，左边是B区，按B1，B2，B3……划分，一直到B6，每个小分区有6个通道，每个通道有24个床位（皆为对称数，左右各12个床位）。
我们被告知左边区域是男性区域，右边是女性区域。我排在几个老哥后面，于是被安排到离门口不远的B2通道。随便找了个位置就收拾起行李，有一个床头柜，床头柜的抽屉可以放东西，床头柜下面还有一个柜门，但开关位置被纸胶带粘住，暂时先不去开。插座有三个，这倒不用担心。
方舱的床位布局（作者供图）
被大白告知，首先要扫码填写录入信息，每个人将会有一个编号，这个编号就位于床前的二维码那里。于是，我便有了自己的方舱编号：B2-5-098。用微信扫码，开始录入信息。
挨个填完，提交，提示“保存成功”——我以为已成功地录入信息，但其实由于网络缘故或其他什么原因并没有提交成功。这一步的失误导致了后面出现的很多问题，此为后话。
之后，我还帮对面的两位务工老哥交了表。
6:45，终于发了盒饭，我饿得半死，猛吃了起来，什么晚上不吃碳水也不管了。吃完后，大白过来量了体温，还给每个人发了中药冲剂，配方没写，一共是七袋，一天一袋。这才总算安顿下来。
统一发的中药冲剂，配方是个谜（作者供图）
我决定出去溜达一圈，看看有什么资源。
首先是打开水点，离我比较近，有开水和凉水可以选，对于习惯喝凉水的我松了一口气；
然后是卫生间，分别在展馆两边的角落，由于还没来得及打扫，环境极其吓人，恐怖游戏都不敢这么设定。积水的过道，昏暗的隔间，堆积如山的马桶。如果新冠病毒可以通过人体来传播，那这马桶绝对是个温床。
我心凉了半截，即使是我这样的糙男，也要三思而后行，对于老人和女生来说，实在是太折磨。
从床位走到卫生间的距离极其远，需要做好准备，避免在睡意朦胧的半夜去卫生间；我天真地以为到晚上9点会统一熄灯，可等到10:30灯还亮着，有人问大白啥时候关灯，才知道方舱是24小时一直开灯的，因为随时还有别的人会进来。我有帽子和连帽衫可以挡住，勉强能入睡，也庆幸自己带了老掉牙的手提电脑过来，还有点电影可以看，是仅存的精神依靠了。
对面109号的务工老哥找我，他弄了半天扫码也不会填。我想到反正自己也没事，干脆帮他全部填好吧。
填写到患者一栏，我问他的核酸结果，是阴性还是阳性，他说他的核酸一直都是阴性，被工地的人拉上车就到这来了，什么都没带。他旁边的110号的老哥也一直在给街道反映，说自己的核酸还是阴性，不知道为何被拉到这里。
这时我想，我是阳性，岂不是会把他传染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何会有核酸阴性的人被拉到这里？我只好建议他用12345去投诉。
有大白开始发手环，但没有给我，让我再等下一波。另一端，得知孩子妈她们折腾到了晚上10点多，才被安排到小区外的酒店，小孩累得倒头便睡，总算也安顿下来。
这是记录家里日常的日记本，带到方舱继续记（作者供图）
晚上的晚餐（作者供图）
深夜，不断有声音传来。
4点多，又有大白来问给了手环没，我爬起来说没有，之后就再也睡不着了。
还有人陆续进来，上洗手间时，我看到门外排队进来的人一脸茫然和疲倦，指引他们进来的大白也精疲力竭。22日，是整个W3开仓的第二天，工作人员只有十几个，对着几百人根本忙不过来。
刚进来的老人，带着孩子的妈妈们，一脸茫然，大概都需要一两句安慰的话，才不会觉得那么糟糕。但此刻工作人员也已经很疲倦了，谁会笑脸相迎新来的病人？
总算收拾好的床位，气氛稍微好一点（作者供图）
第二天：没人责怪哭泣的老太太，因为大家本来也睡不着
23日，凌晨5点就起来了，本来空荡荡的方舱已经装满一半的人，整个空间犹如火车站一样，唯一区别是没有泡面的气味。
卫生间依然糟糕，开始大面积积水，进去需要忍受鞋子被弄湿的危险。为了抵抗可怕的气味，我把风油精滴在口罩上面才走了进去，出来时鞋底已湿了一半，赶紧用湿巾和酒精棉擦了一下。
这时候，我才发现自己犯下的第一个疏漏——居然没有带一罐消毒用的酒精。
又走了一圈，发现还有一个C区，位于大门右侧的角落，同样很大，但似乎是专门为带小孩的妈妈准备的区域，我尝试进去里面的卫生间，却被大白拦住问我是哪床的。这样也好，给有小孩的人一些安全感。
到了7:30，工作人员先运来了早餐箱子，前面人拿完了，后来的人没有，但大家还是自觉地排起队，估计是送餐车前后时间间隔比较长，大概8点才领到，里面是花卷、馒头和牛奶。
民警同志再次跟我核实流调，要求我列到16号的日程，并且再三跟我确认17号的行程，到头来也没法推断出我是如何被感染的，只好安慰我几句。
一上午事情又多又琐碎：大白过来问谁没有手环，登记完匆匆走了；又有工作人员开始发物资，旁边有很多人什么都没带，甚至连手纸都没带；旁边的大哥问大白有没有卷纸可以先给他用，回答说没有，要等，我便送了他一包纸巾。
门口又有一波发物资，我想要个眼罩，便过去看。几个大白围着大箱子在往外拿东西，一开始大家还排队，后来有人就开始闹了起来，连卷纸都拿光了，大白只得让全部人回去等着，宣布会发的物资如下：脸盆，毛巾，香皂，沐浴露，拖鞋，卷纸。
第一天的方舱午餐（作者供图）
晚餐的餐单（作者供图）
到了晚上，又被工作人员询问了数次有没有给手环，我干脆自己去护士站查询，后来发现是因为二维码信息没有被录入，提交成功都没有上传。
孩子妈被告知需要当天晚上更换酒店，因为原隔离的酒店即将要被封控，于是连夜转到了十里堡的另外一个隔离点酒店。
我心情很不安，看小区群里怨声载道，又看孩子妈因为照顾小孩的各种奔波，与街道社区的拉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在心里蔓延。
凌晨，准备靠看电影睡着的时候，听见有个老太太在哭，大概离我的床位七八米，听起来很瘆人。她一边哭一边在说方言，旁边的人在讨论，说是她的老伴刚过世，但她在方舱里根本就没法离开，可能连葬礼都参加不了。凄凉的哭声一直持续到凌晨2点多，晚上值班的大白爱莫能助，几个大白围着她安慰了一会，但没用。没人责怪这位哭泣的老太太，因为大家本来也睡不着。
第三天+第四天：我们这才终于知道了进舱的规则
24日，农历的冬月。
用兜帽盖住了眼睛，挡住了脸，居然习惯了开灯睡觉。去卫生间的时候发现，终于有大白开始打扫了，心里很高兴。
早餐一点也不想吃，打开一看，还是馒头花卷牛奶煮鸡蛋，喝了牛奶吃了水煮鸡蛋，嘴里没有什么味道，鼻子也嗅不到什么气味。强迫自己喝了一袋中药冲剂，虽然没写成分，但感觉是板蓝根加小柴胡的组合。
方舱的气氛依然紧张，不少人什么物资都没拿到，大白说了会挨个床位派发物资，但仍旧有人在护士站排队申领。有的人为了一个卷纸在跟护士争吵，威胁说如果不给卷纸就如何如何。
对于有些人来说，准备好物资不算什么，但对快递、临时工和在工地工作的人来说，及时准备物资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到了中午，有志愿者帮忙派送物资，说需要的必须先去登记，我要了一条毛巾。
方舱第二天的餐单（作者供图）
这哥们对自己体温有自信（作者供图）
下午，基本上所有人都分配了必需品，气氛稍微缓和下来，马上又有人开始打听什么时候开始做核酸。有的人说是3天就可以做，有的人说是一周后。我被加入了一个W3W4群，群里有人说E舱已经开始做核酸，是个小姑娘，而且是自己找护士做的，找了就做了，不找也不做，一时间众说纷纭，根本不知道谁是准确的。大家又开始追着大白问。
这时候大白在护士站贴了入仓须知，所有人这才终于知道了“进出仓”的规则——
进来的第5天做第一次核酸，然后会做第二次核酸，两次都是阴性的话就可以出去，需要腕带。
我这才想起，我的腕带依旧没送来。大白告诉我，因为录入的人太多，第一批没录的需要拿身份证去护士站办理，我问会不会对我录入时间有影响，回答说没有——但其实是有的。
我终于鼓起勇气，把小桌板和手提电脑搭了起来。虽然很卡，但依然可以画一下图，精神基本恢复，余下一点喉咙疼，拼命喝水确保症状压下去。
傍晚突然间又闹了起来，有几个护士在喊一个患者的名字，同时问谁是黄码被送到这儿的。说是有街道弄错了，把密接的阴性人员也拉到了方舱里。一时间大家都在看自己的码。
我对面务工老哥跟大白反映说，自己是绿码，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被拉到这里，被回复他们“只是在找黄码的人，绿码的话，只能跟自己的社区进行反映、沟通”。
25日，早上有了阳光，一扫前两天的阴霾，外面是晴朗的蓝天。
卫生间总算没了积水，口罩上也不需要再涂风油精了。早饭和午饭都是志愿者发放的，每个午餐都固定有水果加酸奶，水果通常是橘子，但方舱群里有人发了橘子抗原阳性的视频后，我看到有不少人将橘子丢在垃圾桶里。
嗓子疼得很难受，非常需要与橙汁有关的东西，汽水或者果汁，于是尝试按方舱的操作点了外卖，第一次配送，地址是从通州到顺义，运费我加到100元也没人接，估计是嫌太远，失败，第二次换了一家，成功了。
方舱第三天的餐单（作者供图）
在一个北京好友群里，大家知道我进了方舱后炸锅，都认为我是被冤枉的，并不是真的阳性，但我推算了每个步骤和症状，都是合理的，包括复检单里的核酸ct数值，只好跟他们说，我的症状和单子都显示是阳性，抗原也是阳性，估计是真的阳性，但方舱里是有一些不是阳性的人。
最后大家只得安慰我，别太沮丧，都是因为你摊上这事了。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挪威的森林》里永泽对渡边君说的话：不要同情自己，同情自己是卑劣懦夫干的勾当。
平和稳定的感觉才持续了一小会儿，下午就从孩子妈那得知：由于核酸阳性，小孩和妈被告知要转走，但酒店无法出具核酸阳性通知单，于是只好拖着。
我心里又是一惊，这次病毒的确非同小可，本以为我一直戴着口罩可以避免他们被感染，但事实上无法避免，事情又再次往深渊滑去——难道她们也要被送到方舱去隔离？这下该如何是好。
晚上难以入睡，却看到了楼群里发来的通告：小区里多栋居民楼有阳性，小区从26号开始封控三天到29号，期间只进不出。群里又炸了锅，纷纷询问快递和买菜的问题。
终于喝到了橙汁，感谢给我送进来的大白（作者供图）
第五天+第六天：只要能自由，大家就会回到生活洪流中的琐碎里
26日，早餐只吃了水煮蛋和牛奶，但今天非比寻常，因为喇叭广播了，第一批进驻的患者开始做核酸。舱里的气氛顿时变了，有如考试前那种气氛。
ABC区各自做了一个200人的微信群，大白让我们加入各自的区域群里，以便第一时间了解关键信息。由于22日登入信息录入失败，手环录入的时间推迟了一天，第一轮核酸没有我。我急急忙忙去护士站登记完，又拿着转运单日期再去窗口核实一遍（转运单写的日期是22日），眼看着核酸小车离自己越来越远，心里很难过。
对面床铺的老哥也一样，他被告知录入的时候一个地方填错了，可能是我帮他录入的时候选错，于是也重新登记并且等待。各种问题都很琐碎而反复，所有人都在尽可能地争取自己的权益，尽可能快速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尽可能快速地离开这里。
方舱第四天的餐单（作者供图）
中午，在一顿惴惴不安的午饭后，我赶紧四处去打听核酸什么时候开始做，在通道之间不停地走来走去，看哪里有做核酸的小车。直到下午三点多总算等来了，天真的我还在等着那车过来，但事实上核酸车是按着编码名单来找位置的，并不是按着通道的顺序来。109床位那位好心的老哥叫我赶紧去车那边做，总算做上了——听说还有人正好在核酸来的时候不在，就错过了。
下午，群里开始有人问，如何查看第一次核酸的结果，有大白回答第一次核酸结果是不会出来的，护士站也查不到，但如果两次都是阴性后会统一通知。
无意中看到那位老哥的健康码，居然还是绿码状态，他也跟我说起他到这边的经过。他在金盏村的一个工地干活，工地上出了两例阳性，其余三十几个工人就被告知要拉走，他以为去别的工地，结果直接就拉到了方舱，啥都没准备。
我所有的症状都已经退去，嗓子已经不疼，只剩下嗅觉味觉的消退感，中药和咖啡居然是同一种味道，往日带着香气的金牌速溶也变得苦涩。
小区群里，虽然得知小区封了，但大家还是尽可能地沉住气每天提交抗原，我依然提心吊胆，因为这次的封控是因我而起。于是又有人开始计算楼里有谁没有发过言和抗原的照片，以及与居委会理论起何时解封——按疫情规定5天可以解封了，从22号算起，到明天就可以解封，社区工作人员也答应到27号统计完抗原和核酸没问题便可以解除。而且这天下午，国家也发布公告：不得随意封控围挡居民楼；封控后必须24小时解封。
我希望楼和小区都赶紧解封，好转移大家注意力，好把我这个“杨过”给忘了，只要能自由，大家就会回到生活洪流中的琐碎里。
早餐，配上咖啡，苦中作乐；酸奶想放凉一点再喝，结果最后全扔（作者供图）
27号凌晨，整晚方舱里的气氛都有些焦躁不安。有人说自己的核酸结果已经出来了，有的已经是绿码阴性一天了，我迷迷糊糊看了一眼，依然是阴性七天红码。
到了早上，大家又开始讨论起来，有人说方舱的核酸是不会上传的，也有人说昨天核酸检测阴性的已经在健康宝里显示了。又有大白护士大声地说，不用查健康宝，因为方舱的核酸不一定与健康宝的同步，大家不用着急。
我旁边铺位的小哥结果出来了，是阴性，便劝我多喝点水，我也觉得可能因为自己还是喝水太少了，小区还封控着，我也不急着出去。
中午紧接着又做了一次核酸，部分阴性的人已经开始收拾行李，准备明天离开了，但是还有不少人追着问大白关于核酸的问题。一位应该是医生的大白，跟我们解释了方舱里核酸与外面核酸不一样的地方：ct数值。
一般外面十混一的核酸ct标准是40，而方舱的核酸标准是35，只要各位的数值大于或者等于35，即可达标为阴性；连续两次大于或者等于35就可以出去了。如果不达标，也不需要担心，后面每一天都会继续进行核酸，直至两次阴性为止。那如何尽快降低这个数值？多喝水。
于是这一天，我猛灌了自己两大瓶水。
下午刷牙时，我无意中发现了隐藏的洗澡间和洗漱间，从洗漱间还能打开窗呼吸一下清冷的空气，实在太棒了。
户外的感觉真不错，重新呼吸两口冰冷的空气（作者供图）
看楼里的通知群，发现楼被列为高风险区域，大家都在询问为何还未解封，气氛变得焦躁不安起来，然而到了晚上10点，又有惊人的消息——高层有住户在封控了第5天后，核酸复核为阳性。居民楼解封又得推迟。
仔细想了想，这名住户离我有五层楼那么远，绝对不可能是通过我传染给他们的，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孩子和妈妈还在酒店里，后面隔离就一直待在酒店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和她们娘俩犹如在各自的孤岛一样，每一天都是不稳定的，不知道明天又会是怎样的情况，真是让人不安。
方舱第五天的餐单（作者供图）
用电脑的时候，所有物品堆放到床上（作者供图）
28日，因为等待核酸结果，所以也没睡好，然后B区群里4点多就开始有人问出结果了没，一直说到早上，到了7点，没有一个人的结果出来，有人憋不住了，追着大白问，大白说昨天的核酸人数太多，E舱和W4舱的也挤到了一块，他们正在加急做出来。
早上8点多，结果总算出来了，有的人第一次核酸阴性，但第二次核酸阳性，还得再连续两次核酸阴性。我查到了自己的结果，阴性。不错，是个好的开始。今天有第一批人可以离开了，舱里又开始变得闹哄哄，管理员在群里发布了离舱须知，我看了一下，发现离开也不是拍拍屁股就能撤，依然有一大堆事情和手续需要处理。
来拿药的妈和女儿（作者供图）
首先会有一个出舱名单，然后方舱会把出舱人员的红码变成绿码，再把人员的信息发送到疾控中心，疾控中心会再通知街道，然后由街道派出人来接人（总之听上去就是很绕）。然后，根据健康宝的码可以分为三种方式离开：红码离开的，需要让街道来接或者私家车接走；黄码的，可以登记信息后让方舱帮忙转为绿码然后离开；绿码的，可以自行乘坐任意交通工具离开。
这时候，我发现了最关键一点就是红码转绿码，如何在当天成功地转换是离开的关键。
B区群里，气氛稍微开心起来，有人开始送出自己的物资，比如烟，泡面。上午10点半，管理员发送了出舱名单，还需要扫码填写各自出舱信息，我又帮对面的两位老哥填写了一遍。紧接着，工作人员统一发放解除隔离通知书，领取之后等到下午4点半，可以开始出舱。
这时候，群里又放出一个二维码，说是“所有当前红码的符合出舱条件的人，请进行扫码登记，由工作人员汇总并逐一进行转码”。
大家又是一通扫码，填表，提交，一心等着绿码；
这时候，涉及的关键问题依然是健康宝红码。我隐约感觉到，似乎方舱并没有权限进行红码的修改，但大白们并没有好好向大家解释清楚。虽然他们再三强调已经正在为全部解除隔离的人进行解码，但现在全部人依然是红码状态，根本无法乘坐交通工具出行；有的社区可以接收红码，有的社区拒绝接收并且推三推四。
而我还得测一遍核酸，阴性后才能出舱，所以干脆安心地等着。但想到明天我可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必须先了解各种情报来源，赶紧动起来。
护士站窗户前已经站了一大堆等着出舱的人，大家都在尝试解决红码的问题。护士长的大白应该都是学校里的大学生，怎么也解释不清楚。
闹了半天，直到来了一位应该是医生的大白，总算说清楚了缘由：按照今天的出舱名单，目前大概积压了几百个码等着手动解除，在出舱名单公布的同时方舱已经把所有的名单和数据上传，但是他们仅仅只能上传，并无解除红码的权限（跟我猜的一样），必须由上面的机构（这个机构既不是卫健委也不是疾控中心而是一个从未听过的机构）进行人工手动解码，时间大概是在明天上午，今天所有出舱人员将会全部变成绿码；如果愿意等的人可以在方舱再住一晚，等绿码再离开；同时，没有解除红码的人也可以离开，由社区来接或者私家车来接都可以（后来听说有个老哥从国展徒步三十公里回家）。
于是，有人选择先出去再说，有人选择让朋友接，我对面的老哥有私家车接，兴高采烈地走了，旁边097的小哥本来可以走，但觉得到外面又冷又没饭吃，他回去还得讨要工钱，也不知道公司给不给地方住，干脆再住一晚。
到了5点多，陆续有人排队离开，方舱一下少了几百人，顿时显得空旷起来，我旁边099床位的哥们前天核酸阴性，但昨天的阳性，顿时郁闷起来。我觉得状态都很正常，明天应该是阴性，便绕着方舱走了几圈，一看步数又是15000，告知孩子妈我会先回去打扫并且收拾。
方舱第六天的餐单（非常想吃一口普通的面包）（作者供图）
第七天：太好了，鱼一条都没死
29号，起床查看核酸结果，结果没问题，方舱已经帮我把红码转成了绿码。
吃完早饭开始收拾，扔掉部分不想拿回家的物品，小书包也不要了，幸亏自己带了个登山背包来，全部物品刚好塞得下。
9:30公布出舱名单，我看了一下，确认自己也在。10点，等来了解除隔离通知单，跟社区说了我下午4:40会离开方舱，社区小哥说会有人跟我联系。仔细对照解除单信息，发现我的入舱日期写成了23号，会不会影响社区接收？于是，我又拿着转运单去护士站登记了需要修改的信息，大白说要处理的名单太多，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改好，可能要下午，让我等着。
我把花一整晚写好的道歉信发到了楼群里，主动跟全部居民坦白并道歉，获得谅解，基本上消除了大部分住户的怨气。
最后一顿免费的午餐！（作者供图）
好了！顺利出舱！（作者供图）
吃过午饭，广播里不停地通知，昨天还未出舱的可以出。我想，趁着绿码，现在走是最好的选择。想起《肖申克的救赎》里安迪出狱的场面，我决定不等了，而且现在小区里封了那么多的楼，社区的人手不足，根本不可能派人来接我，千万别麻烦别人，先走再说。
拿着解除隔离通知单和身份证，顺利出舱，呼吸着寒冷清冽的空气，北风呼啸，感觉真不错。听说方舱三号门没司机敢接单，我走了一公里到国展地铁，才打了一辆出租车，扫码，绿码核酸一天，顺利进入小区，唯一可以买菜的小菜摊还开着，于是买好了准备居家隔离的一周的菜，跟楼下封控的大白说了一声，顺利回到家里。
家里的鱼缸（作者供图）
打开家门，惊喜地发现：三条鱼依然在，只是小鱼缸的水位低了一半。
窗外，午后阳光洒在地板上。
尾声
11月30日，孩子妈和孩子回了家。
没几天之后，疫情形势立刻换了方向：北京宣布取消高危区的封控，取消公交地铁核酸检测，取消公共场所核酸天数，阳性人员轻症自行居家隔离……整个城市又变了样。
回头看，我才意识到，自己大概是赶上了最后的一波方舱医院。
希望世间再无方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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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8.8%）的利息简直是天方夜谭，要银行真有这个收益的理财产品，门槛还不被踩塌了？而且，被骗者即便一开始就知道钱是被转到个人账户而非公司账户里，竟也都没有质疑，本身就是要承担一部分责任的。
但眼下陈强已经跑路了，就算逮回来判刑恐怕也不能尽数追回钱款。银行可是跑不了的“庙”，又是不差钱的单位，当然会被被骗者揪住不放。市行当即下令在全辖范围内彻底排查“代销保险业务”，虽然我所在的支行全辖并不存在这种情况，本可以隔岸观火，可自己却不由得担心起朋友李洪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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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百安支行个人金融部的经理，李洪涛是全市十几家城区行少有的能人——既是业务能手又是营销标兵。
我们是在2017年，我调任新城支行个金部副经理后才开始接触的。那时，我在纯后台的办公室干了六七年，业务知识都扔得差不多了，碰到问题，总去问上司，有些新业务他也说不准，就让我加李洪涛的微信，“这人才是全市行真正的业务大拿”。
从此，我和李洪涛偶有业务交流，遇到急事就直接给他电话。我还有点纳闷，这么个人品、能力都没问题的人，为啥在部门经理的位置上卡了这么多年都没升职呢？要知道在我们银行，正科和副处仅有一步之遥，待遇可是天差地别——前者年入8万，后者至少25万。科级干部至多干到50岁就得退下来，之后就跟普通员工一样，整天被小年轻们呼来喝去；副处级则是归总行管理的高管，55岁（男）退居二线就不用上班了，还能利用当行长的人脉在外面打份别的工，所谓的挣“俏钱”。
但凡有点上进心的人，都是削尖了脑瓜子往上钻，不知道李洪涛是怎么想的。
2017年3月，市行信用卡与电子银行部通知各支行参加本市举行的车展，宣传购车分期业务。我此前从没组织过这种营销活动，就又给李洪涛打电话取经。李洪涛指点我，要准备好宣传单、分期业务流程图、醒目的条幅和易拉宝海报支架，再备些小礼品。
会场远离市区，车展那天早上，行里的司机搞不清具体位置，我又打电话麻烦李洪涛，他就在电话里给我“盲导航”，连我自己都有些烦自己了。没想到进了场地之后，我却发现李洪涛正在“人肉”帮我占位置。
“等会儿没地方了。”李洪涛很热情，又指着对面的摊位说，“我早就来占地了，我们行在那边。”
我本来就不精熟业务，宣传营销的事就让4个客户经理去干，在这边跟李洪涛唠起嗑来。这是我俩第一次面对面地聊天。快到中午时，李洪涛还张罗着领大伙出去吃饭。往出走时，我无意间发现市行汪副行长正从另一个入口走进会场。
“等会，等会，”我赶紧拉住李洪涛说，“领导来视察了。”
“哪呢？”李洪涛慢腾腾地眯着眼睛四下撒么（东北话，远近张望），一副对大领导的到来一点都不关注的样子。
“嗐，他穿的是便装。”我一边朝汪副行长的方向指，一边把他拉回摊位前。
汪副行长背着手快速巡视一圈场馆，就往门口去了。李洪涛见状就又吆喝出去吃饭。
“再等等吧。”我说。我从事大秘和宣传工作多年，此前常见省市行大领导。直觉告诉我，汪副行长草草溜达一圈，没照相没问话就往出走，意味着会有更大的领导来。果不其然，没几分钟，汪副行长陪着一位穿蓝色冲锋衣的中年人踱步进来——那人正是省行一把手周行长。
周行长巡视完两家支行摊位就直奔百安支行这边过来，我捅了李洪涛一下问：“你家绶带呢？”
“没做啊。”他两手一摊道。
我赶紧跑回新城支行摊位前，手忙脚乱从客户经理身上扒下一套绶带，挂到李洪涛身上。
周行长走到百安支行摊位前，应该是看我有些眼熟，随口说了句：“你也在这儿呢？”那绶带的别针不知道哪去了，我在李洪涛背后一边暗暗用手捏着，一边点头赔笑应承。周行长问了两个业务的基本情况，李洪涛对答如流，周行长和汪副行长都微笑着点头表示满意。
我一只手帮李洪涛捏着绶带，另一只手艰难地用手机变换角度拍摄了十几张照片。目送领导离开，我查看一下，起码有三四张比较满意，可以配上文字发几个大群，写一份简报。这才松了一口气：“多亏晚走一会儿，不然今天白来了。”
李洪涛闻言明显愣了一下。
我忽然意识到，我虽然调任前台部门，但骨子里仍是办公室搞宣传那一套思维，李洪涛则是埋头苦干的作风。他或许觉得我这人怎么干活就是为了给领导看，在那一瞬间，眼神里闪过一丝鄙视，但还是忍住改口说：“嗐，人家是大官，认识咱谁是谁？”
而我心里也嘀咕，总算是知道这大哥这么多年提不上去的原因了。
3
我在新城支行个金部只干了1年，就被行长派到下辖的东大分理处主持工作。该网点业务单一，有问题都是找自家支行的分管副经理解决。这样一来，就和李洪涛没什么交流了。这回百安支行摊上这么大的事，可以想象，负责个金部全面工作的李洪涛真是要遭罪了。
被骗的几十名客户还是整天塞满高诚分理处的大厅，搞得网点无法营业，可要是关门停业的话，客户准会认为银行要“跑路”，舆论风险会进一步扩大化。网点原来的老员工已经无法面对客户的质问甚至辱骂，上面只好将高诚分理处全员进行轮岗，换上新面孔，并开展严格的内部调查。
可新来的员工还是没法开展日常工作。来办业务的人一看到在大堂静坐的人打着各种小标语，哪里还敢存钱？不少人举着手机录像，银行领导谁也不敢上前，要是不小心说错一句话，没准还会被发到网上。保安公司还兵行险着，让驻点保安上去抢夺标语，结果与维权的客户发生肢体冲突，全都被派出所带回去调解了。
银行和保险公司也开始踢起皮球来——银行说诈骗钱财系保险公司员工陈强的违法行为，“保险公司有责，银行无责”；保险公司说他们早就开除了陈强，陈强还去银行大厅帮分流、指导客户是银行管理的疏忽，所以他们无责；银行又说保单是从保险公司偷出来的，保险公司应该负责；保险公司却说客户的钱是在银行ATM上转走的，银行应该负责。
虽然银行和保险公司相互推诿责任，但少有客户去磨保险公司的，绝大多数都在银行这边。
面对僵局，李洪涛自告奋勇站了出来。
李洪涛认为，当务之急是安抚住被骗的客户，以免舆情扩大。他写了一份措辞严谨的告示，一是表示对受害者的同情；二是表明银行会和受害者一起，配合公安机关尽早破案、追回损失；三是阐明“银行将承担法院认定的相关连带责任”。
前两条都好说，第三条法律事务部和很多领导都不同意。遇到这种倒霉事，把自个儿往出摘都来不及，还要主动表示愿意承担责任？这一贴出去不就等于承认了银行有责任吗？担责就意味着有错，有错就会被罚，这不是把自己放在火上烤吗？今后还怎么升官？
李洪涛应该就没打算升官，竞聘从来都不报名，他坚持说：“不这么写就等于没说，无法安抚客户，高诚分理处就无法正常经营。”
客户围堵银行的社会影响很坏，眼看着火烧眉毛，就算什么也不做，恐怕以后也要被追责。研究考虑再三，最终相关领导还是同意了在高诚分理处张贴这个告示。
果然，还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客户很快知道高诚分理处的上级是百安支行。为了不让分理处的受害者把矛头对准支行，甚至去市行、省行门口拉条幅，李洪涛开始天天去分理处大堂坐镇，应对受害者质询，有时还要回支行个金部处理工作事务。
本来每天两头跑还要挨骂已经令人头大了，又有一家本地报社的记者要来银行采访。按规定，支行这级单位不经上级行批准不能接受采访。可省、市行根本没人愿意出面，就破例把接待记者的权力下放给百安支行。这事还是落到李洪涛肩上。
那段时间，他承担了空前的压力，几百字的稿子写了一天一夜，改了不下上百遍。面对记者的话筒，他显得非常紧张，但应答很好，基本没什么漏洞，让人挑不出毛病，答复的核心仍是“银行愿意承担相关机构认定的责任”。
看了媒体报道，我觉得李洪涛真是莽将一个，这口大锅他能背得起吗？他也不想想，陈强两年骗了1200万，怎么可能全数追回，如果有人揪住他的话让银行赔钱，到时候准吃不了兜着走。
4
没多久，陈强被抓捕归案。
这也是个狠人，他供称保险单是自己偷的，又找街头小广告刻了个“萝卜章”盖在上面，所做的一切都是个人行为，连那个刻假章的也没供出来。陈强似乎明白自己犯的罪够大，但还不至于判死刑，一分钱不赔，把牢底坐穿就行。
出事前，陈强给父母和岳父岳母买了4套房，有转移财产的嫌疑，但两家都出示了还钱给陈强的证据。陈强父亲辩称房子起初是借陈强的钱买的，但后来把钱还他了，自己这里没有一分钱是他的赃款，两人虽为父子，但陈强已是成人，“所有亲属都不愿代为赔偿”。
后来，陈强被判处有期徒刑。他名下基本没有财产，近1200万元的大窟窿让被骗的93名客户深感绝望。走民事诉讼程序，无论是起诉陈强的亲人，还是追究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责任，显然都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
历史上，客户资金被骗与银行产生纠纷的案例不少，有的判银行无责，就分文不赔，有的判银行和客户都有责任，就只赔偿部分资金。可在这个案子中，客户的钱都被陈强挥霍了，银行没得到一分；其中，有的客户一开始就是在陈强的指导下输的密码，有的客户干脆把密码告诉了陈强，受害人们心里多少有点清楚，自己是有一定责任的，即便胜诉也不太可能获得全额赔偿，本着拿回多少算多少的心态，做好了长久作战的准备。而这边的银行法律事务部更是对打赢官司信心满满。
就在这当口，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往上面写信，此事竟引起了银保监会的注意。
本省的银保监局竟然出面裁定银行和保险公司对此事件负有相关责任。将1200万元一掰两半，要求银行和保险公司各垫赔约600万元。银行和保险公司岂敢不听？只好一分不少地拿出钱来，垫赔了所有客户的损失。
本金一分不少，客户们绝望之后是大喜，纷纷表示非常满意。
这样一来，李洪涛的处理就显得十分得当了，甚至走在了各级行领导的前头，竟与几个月后银保监局的意见吻合。他那份措辞诚恳的公告起了很好的安抚作用，尤其是那句“将按照司法机关裁决履行义务”，让银行给人一种愿意主动承担责任的诚挚。
“信”字招牌是最好的广告，“假保单事件”风波之后，高诚分理处的个人存款不减反增，甚至原来被骗的储户得到赔偿金后还存回这里。虽然市行法律合规部对陈强的亲属不断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他们偿还银行垫付的资金，但大领导们清楚，相对于银行的声誉风险和信任危机，600万的赔偿真是个小数字——这不过是总行15分钟就能赚回的利润。
陈强虽然没有指认任何一人与他同谋，银行也对外否认自身责任，但相关人员难逃本行内控部和监察部的联合调查。经过调查，百安支行开除了两名有牵连的员工——两人违反业务规章制度，对客户的钱转到陈强卡里的行为没有提示风险，而是选择了沉默。
按照《员工处理条例》，上头应该有人负领导责任，作为主管经理李洪涛领个处分是没跑了。2016年左右，省、市行就明令不允许保险公司人员驻点，陈强被开除后却还每天像模像样地去高诚分理处上班，百诚支行个金部对此负有管理责任，部门经理李洪涛难辞其咎，约莫着差不多会领个“记过”至“记大过”、“扣发效益工资半年”的处分。
或许只有大领导才懂李洪涛此番化解舆情危机的表现之精彩，尤其是顶住压力化解负面舆论扩大的风险。因此，正当市行内控部和监察部金刚怒目，要继续追究李洪涛的连带责任时，市行行长却在一次会议上轻描淡写地说了句：“……保险这事李洪涛可是立了大功啊！”
5
事情至此再一次反转了。
市行这帮人精，最善于解读大领导“不经意间”的讲话透出的真意了。于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市行内控部和监察部的调查到李洪涛这儿戛然而止，自然也就不能往上追究了。
百安支行分管副行长和行长也就免去了处分风险。对于领导们来说，扣点效益工资不算啥事，就怕万一处分期内上级行举行竞聘，不能参加——升官这东西，容易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这可都是人家李洪涛的功劳，于是李洪涛在自家支行更得器重了。
市行行长那句“李洪涛立了大功”，我都听说了，肯定也传到李洪涛的耳朵里了。我记得，自己的老行长兼老学长宋行长曾跟我说过，组织要选拔推荐一个干部，一把手一般不会先评价，因为老大说完，下面的人就不敢发表真实意见了，只能附和。但如果一把手先入为主，头一个说这人好，就是要传递一种“非提拔不可”的意志，下面的人就得想方设法让这个人上来。
大家都是凡夫俗子，谁不希望工作待遇更好，收入更高呢？李洪涛多年不参加竞聘，除了上头没人，就再没有其他解释了。这回天赐良机获得市行行长关注，万一哪天人家调走了，可就浪费了大好机会了。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从那以后，李洪涛不但在市行大群里点赞、发言非常积极，而且凡是加班、外出营销、取得业绩、在医院打点滴都必发朋友圈，狂刷存在感。等到2020年副处级干部选拔开始，李洪涛果然报了名，一举成为全行干部眼里的大热门。老大赏识谁，大家就都去烧谁的灶。
竞聘共三个环节——民主推荐，笔试，演讲答辩（面试）。百安支行的三位行长沾李洪涛的光免于处分，都默契地投了李洪涛的票，让他在一级支行层面稳稳出线。
笔试之前，多年也不休假的李洪涛专门休了两周干部假，在家研读背诵考试范围的内容，不舍昼夜，凌晨还给杨鸣打电话探讨业务细节。几天后，本来就精通业务的李洪涛的笔试成绩排名全辖参聘人员第一名。
演讲答辩环节，李洪涛也发挥得不错，总成绩名列前茅进入组织考核环节。到了这一关，事基本上就是成了，谁不知道行长总夸李洪涛？于是考核组听到的皆是美言。
意料之中，李洪涛竞聘副处级干部成功，公示很快就张贴出来。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也就是说，差不多过一周时间他就会完成鲤鱼跃龙门，走上科级变副处、经理变副行长、工资涨4倍的人生巅峰。
为此我还反思了好一阵子，人家李洪涛闷头做事，不计得失，却获命运的垂青，斩获多少人千方百计难求的副处级乌纱帽，看来领导总说的“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真不是忽悠。
让人万万想不到的是，就在这当口，一封匿名举报信被寄到省行纪委办公室，举报对象就是李洪涛。
竞聘被举报是常见之事。同样一个人，原岗位上工作多少年都太平无事，一朝要升官就有举报跳出来。根据我入行十几年的见闻和分管纪检监察6年的经验，历年竞聘副处成功的人被举报的概率有九成以上——几乎人人被告。
够资格聘副处的人，少说也得在单位摸爬滚打十几年，期间很难不得罪人。仇人是发泄嫉妒之恨，而落榜的竞争对手则是把你搞下来、他就有望递补。还有一种更让人感到无语的，是竞聘成功的人被举报后，再暗地里告别人，为的就是把水搅浑。所以每次副处级选拔时，举报信就会像雪片一样飞到纪委。
这封举报信的具体内容外人不得而知。匿名举报的内容若是捕风捉影，没有提供录像、录音等可靠证据，纪检监察部门调查力度就会很轻。首先，一起被举报的公示人还有好几个人；其次，李洪涛作为一个支行科长，权力本就小得可怜，能被抓住的把柄只有两个——效益工资中饱私囊，或者有违规违纪行为。李洪涛的群众口碑很好，从未听说有人告他效益工资的状；至于违规违纪，在获取竞聘资格时人事、监察早就过了筛子。
我觉得李洪涛没啥大问题，有也是最轻微的。即便有所谓的“缺点”，也是那种写说明、改正即可，不影响提拔任用的。等到上任之后，举报信的内容会以某种方式让当事人知道个大概（当然看原件是不可能的，大多数口述告知），分析蛛丝马迹，十有八九能猜到举报人是谁，到时候是安抚，还是打击就看领导的个性了。
再说，市行近二十年来从未有过公示期的副处级干部被搞下来的先例，对于市行行长而言，要提拔的人被一告就跌下去了，实在脸上无光，不但伤及自己的权威，也会鼓励更多潜在的举报者。
我打电话安慰李洪涛，当官就得有坚强的心理素质，遇到举报不要慌，一是咱身正不怕影子斜，二是有市行行长撑腰还怕啥，“人家副厅级干部能量大得很，大领导这事遇着多了，有充足的应对经验。”
公示期过后是漫长的等待，市行人事处足足有一个月没有宣布获聘人员。李洪涛有些慌神，打电话给前两年也被告过但成功当选副处的哥们问该如何应对。显然，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人家都坐上了位子怎可能深说，给他的答案大同小异——“相信组织。”
6
照理说，公示期满新官就应该上任，但有个潜规则是：只要有一个人被举报，事情没有处理完毕，所有公示人选就都会憋着，等“完事”后一起宣布。我见过最长的是公示期三个月后，各路“神仙”才陆续走马上任。
一个多月后，前所未有的奇事发生了——除李洪涛外，所有的公示人员被先后宣布任职。
李洪涛心凉了半截，现在他要搞清楚的是自己是被“暂缓任用”，还是“不予任用”。
我建议他干脆拿着“信封”去，找个岁数大、快退休的市行纪委的人问一下，这一问不要紧，人家不收“信封”，直接告知：“市行已经开过党委会，李洪涛不予任用。”这样一来，李洪涛成了全市行从2000年起，干部任用制度从领导一言堂改革为竞聘制后，被告倒的第一人。
煮熟的鸭子飞了，从大悲到大喜再到大悲，李洪涛坐了一把人生的过山车。
依我的经验，无论收到怎样的举报，纪委基本都会与当事人直接对话。然而，听李洪涛说，从收到举报信到党委会决定不予任用，全过程上级行纪委竟然没找他谈话，也没调查过一次，这令我大为不解，其中原因肯定非比寻常。
果然，一切尘埃落定后，有小道消息传出，不同于往届针对被公示人的举报信内容的捕风捉影，告李洪涛这封信的内容针对的正是他立下大功的那件事——高诚分理处假保单诈骗事件。举报人虽是匿名，但精确引用了总行下发的最新版本《员工违规处理办法》的某条款。有理有据，搞得相关领导极为被动，连行长都没法为李洪涛说话了。
我找出《员工违规处理办法》的小册子，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贴边儿的应该是第四十二条：“有下列行为之一，未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警告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记过至撤职处分：（一）因内部管理不力，下级行发生案件、重大违规问题或重大责任事故或一年以内连续发生的。”
这样一来，事情就严重了，纪委没找李洪涛的原因也清楚了——问题根本不出在他的身上，而是出在上面。行长不想处分李洪涛是好意，纪检、内控部揣测“上意”没给李洪涛处分也是聪明至极，但这事一旦有人揪住曝光，他们就都涉及包庇、袒护，就等于抓住了行长一众领导的“命门”。
福兮祸所伏。李洪涛万万没想到，他躲过一个处分，少扣了万把块钱的效益工资，却是因为芝麻丢西瓜，葬送了升官的大好良机。李洪涛肠子都悔青了，如果当时挨了处分，竞聘时早就过了处分期，副处的位子也就坐上了。
当局者迷，李洪涛显然没看清楚这点，揣进兜里的副处级跑了，怎么能甘心呢？他打算亡羊补牢，主动要求给自己一个处分。很快市行纪委给他下达了记过、扣发效益工资半年的决定。李洪涛如释重负，以为堵住这个缺口，在市行行长支持下，下次竞聘仍大有希望。
而一切早就悄悄发生了变化，他在领导干部大群里发东西，几乎没人再点赞了。
2021年秋天，市行新一轮副处级干部选拔启动。
李洪涛报名参聘时，百安支行办公室主任劝他别报名了，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说：“没戏。参聘一顿折腾下来，上不去，又白白吞下一个失败的苦果。”
李洪涛应该也知道这话在理，但他觉得市行行长就要满任期了，一辈子好不容易碰到一个“伯乐”，不聘的话以后就更没机会了。李洪涛顶着压力坚持报了名，相比上次竞聘，百安支行三位正副行长显得态度冷淡，但碍于同事面子，还是在支行内部投票中容许他出线了。
李洪涛的希望之火又被点燃了。
笔试考的还是上次那一套，同样的范围，类似的题目，结果却是天壤之别——一年前还排名第一的李洪涛榜上无名，未获讲演答辩的资格。要知道自打市行行长上任后，副处级干部竞聘的笔试出题、判卷都由他独自包揽，分数是不公开的，面试的分数也不公开，最后只有一个名单出来。由此可见，行长已经不再支持李洪涛了。
有高人看得更深一层，跟我分析说，这个藏在暗处的举报者是“又狠又懂”。如果行长坚持提拔李洪涛，十有八九会再告李洪涛一个“适用处分过轻”的毛病。那样事情就容易闹大，把上头领导都刮拉上。按《处理办法》发生千万元以上案件的单位责任要向上追究两级，就会牵连到百安支行行长和市行行长。当时，市行行长正在运作南方某发达省份副行长的位子，或本地一家银行的正厅级职位，非亲非故的，怎可能为一个李洪涛冒这么大的险？就算他再赏识李洪涛，也只好忍痛割爱，所以让他笔试环节没过是最高明的堵嘴办法。
就这样，李洪涛又回到从前闷声干活的节奏，人人都清楚，四十大多的他几乎没有晋升的希望了。
后记
在一次闲聊中，我和运营财务部的老姜（前人事科长）感叹道：“李洪涛这哥们可惜了，好不容易往上爬一回，却中了一支暗箭，立下这么大的功劳硬是没整上副处，以后恐怕彻底没戏了。”
没想到老姜却冷笑着说：“立功？谁的功臣？”
我闻言不由得一怔，长久以来，我还真没从这个刁钻的角度思考过这个问题。看老姜一脸严肃，我知道这是个设问句子。
果然老姜继续说道：“所谓的功臣，是站在谁的立场上看，这事在市行领导那儿是大功一件。可这卖保险让个别几个人赚了大钱，出了事就拿全行效益工资填大坑。羊毛出在羊身上，那赔出去的600万可是咱们的效益工资啊兄弟，全市行3000多职工，每人少发2000多块呢。”
老姜用两节手指敲着桌子说：“我看呐，人家告他的状一点都不冤。”
（本文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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