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历 || 我王法令谈论

张明楷，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结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湖北财经学院)法令系，同年攻读本校法学硕士学位，1985年获得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9年10月至1990年10月在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研修学习，1995年任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客座研讨员，1996年任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客座研请教授。1998年2月调入清华大学。

这篇文章节选自《如何培育合格的法令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法学研讨生教育四十年》一书中“师德如山重，师恩似海深 / 张明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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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8月我进入湖北财经学院(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后不久，就传闻法令系的刑法学专业有多位“大将”(用如今的?凳恰按笸蟆?:曾昭琼、江任天、曾宪信、尚彝勋、胡新、朱继良、郑昌济、吴安清、夏其淦【夏其淦教师和夫人吕蕴珍教师(其时在湖北财经学院法令系主管学生作业)是广东人。咱们读研讨生时刻，夏教师和夫人一同调回了广东。其他先生则一向在湖北财经学院、中南政法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任教】。
咱们78级本科生的“刑法畅谈”课程由胡新教师教学，“刑法各论”则是郑昌济教师教的。其时没有刑法学教材，咱们首要靠听课和课外阅览零星的材料来学习刑法学和其他课程。曾宪信教师时任刑法教研室主任，但没有给咱们大学上课。本科快结业时，曾宪信教师期望我直接留在刑法教研室当教师，我说，“我仍是读一个研讨生之后再当教师吧”，曾教师没有强求，所以我就报考了研讨生。正是因为湖北财经学院刑法专业有雄厚的师资力气，加上我上大学不久就方案当大学教师，又觉得刑法学这门课程简略让人站稳讲台，报考研讨生时就选择了湖北财经学院的刑法学专业。
1982年，湖北财经学院法令系刑法专业共选择了四名研讨生:陆晓光、齐文远、夏勇和我(以下简称咱们四人)。从此，咱们四人上着相同的课程，住着同一个宿舍(尽管搬过三次宿舍)，揣着同一个意图(学好刑法学)。研讨生时刻，学校并没有将哪一个学生分配给哪一位教师辅导，而是采纳了导师组集体辅导准则。对咱们进行全方位辅导的首要是曾昭琼先生、曾宪信先生与江任天先生(以下简称三位先生)。
我的形象中，曾昭琼先生是导师组组长，但具体担任的首要是曾宪信教师，导师构成员还有朱继良教师、胡新教师(回想可以不精确)。曾宪信教师几乎每周都会来咱们的宿舍，有时一周来几回，晓得咱们的日子情况，答复咱们的学习难题。江任天教师尽管住在校外(生果湖)，但只需因为上课、开会等来到学校，也必定会来到咱们的宿舍，问询咱们的研讨现状，答复咱们的专业疑问。曾昭琼先生因为年过古稀，所以来咱们宿舍较少，但咱们可以常常去先生家里向先生请教。
日月如梭，日月如梭。眨眼间，从研讨生入学到如今现已四十年，但往事并非如烟。关于湖北财经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法专业的研讨生教育，以下几个方面可谓回想犹新、记忆犹新。
第一是研讨生课程。除了公共课以及法理学课程之外，首要有以下几门专业课：曾昭琼先生给咱们教学“欧陆日本刑法”，曾宪信先生教学“我国刑法”，江任天先生教学“英美刑法”，尚彝勋先生教学“我国刑法史”，郑昌济先生教学“违法心思学”，吴安清先生教学“劳作改造法学”，唐永禅先生教学“刑事诉讼法学”。
每位教师上课时都不是随意聊和信口讲，而是带着厚厚的讲稿，聚精会神、一丝不苟、逻辑稳重、粗浅易懂地给咱们教学课程内容。尚彝勋先生给咱们讲课时年事已高，视力不好，每讲完一段，就要用手指按在讲稿的某个当地，以便顺畅地接着讲。研讨生一大学时所住的宿舍楼里就有专供研讨生上课的教室，咱们上课时一般就在宿舍楼的教室。
第二是课堂谈论。除了听课外，还有一些谈论。有的是课程谈论，教师讲完某个专题的内容后会有一些发问与谈论环节；有的则是在课程外组织的谈论。谈论时比照活泼，有时还争论不休，不会冷场，更不会呈现要教师点名才讲话的表象。但凡课程外组织的专业谈论，三位先生均会莅临。
记住有一段时刻，三位先生让咱们阅览文献后再陈述自个利诱不解、需要教师们解疑释惑的疑问。咱们四人在谈论课上轮流陈述自个在学术观念上的疑问，曾宪信教师和江任天教师一向记载着咱们提出的疑问，然后逐个谈论、答复。曾昭琼先生在听咱们学生和其他教师的讲话时，一向在闭目思考，偶尔会提笔记载，最终会总结出疑问的焦点，提出处置的途径。智者在宣告观点之前老是一向倾听和坚持缄默沉静。
在我的形象中，曾昭琼先生并不对任何答案持必定必定或许必定否定的情绪，而是会提出多种可以性。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玻恩所说：“信赖只需一种真理而且自个掌控着这个真理，这是世界上悉数罪恶的最深化的本源。”我一向将此紧记于心。大到封建独裁、小到恋人争持，无不因为信赖只需一种真理而且自个掌控着这个真理。但凡想想自个可所以差错的，我们之间的冲突就会削减许多，家庭、社会就会调和许多。
第三是搜集材料与收拾刑法学的研讨现状。在读时刻，法学刊物并不多见，刑法学文献恰当短少。咱们可以看到20世纪50年代的一些材料，如1957年中心政法干部学校刑法教研室编者的《中我国公民共和国刑法总则讲义》，还可以阅览不少苏维埃刑法教科书与论文集，但根柢上看不到德国、日本的刑法学文献，只是在研讨生期间的后期，可以偶尔见到有关法学期刊的译文，但译文屈指可数、屈指可数，不像如今汗牛充栋、比比皆是……在没有复印机的年代，咱们废寝忘食、废寝忘食地用笔摘抄了许多内容。
在读时刻，三位先生需求咱们归纳总结刑法学的研讨现状。咱们四人进行分规收拾，各人就分工有些搜集其时一切能搜集到的论文、作品与其他材料，就各个专题全部收拾出各种不一样观念及其理由、不合的焦点地址、值得学习与参议之处等，构成了几十万字的打印稿(其时压根儿就没有想到出书的作业)。如今看来，这种让学生全部晓得刑法学研讨现状的辅导办法，的确行之有用。只需全部掌控刑法学的研讨现状，才干发现其间的体系性与症结性疑问，在此条件下对具体疑问的思考才不至于彼此敌对和缝隙百出，也能避免自认为发现了新观念其实早已有人提出的局势。
第四是从事司法调研。咱们四人并不是只在象牙塔里看书，还需要晓得司法实习。与如今不一样，其时没有网络，纸质媒体也不兴隆，一向待在校内只能晓得几个事例、几种学说，而不可以能晓得实际中的刑法。
三位先生多次带着咱们从事司法调研。有一次，曾宪信教师带着咱们四人到武汉的一个区法院阅卷，咱们看了许多卷宗……还有一次，三位先生带着咱们四人去广东调研，咱们去了不少查看院与法院，既有座谈，也有阅卷，晓得了从书本上看不到的许多现状与疑问。郑昌济教师在咱们谈

论“违法心思学”时刻，也曾带咱们四人到城外的一个管制所与被管制人员攀谈，晓得违法违法人的心思。
第五是平常论文写作。研讨生时刻的专业课程考试或许查询，一般采纳论文写作的方法。例如，尚彝勋教师教学“我国刑法史”课程时，让咱们四人别离就《唐律》中的某个疑问写一篇论文，而且辅导咱们重复批改。夏勇宣告在《法学研讨》1984年第6期上的《唐律中的谋杀罪》一文，就是“我国刑法史”的课程作业论文。除了课程论文之外，咱们四人平常也都爱写论文，写完论文后都会请先生们纠正，三位先生都会细心地提出名贵的批改定见，咱们也会重复批改。在没有电脑的年代，批改文稿特别费时刻。
但文章不厌百回改，经得起揣摩和查验的优良论 是重复批改出来的。先生们既鼓舞咱们提出自个的一起见地，也鼓舞咱们与先生们参议……咱们四人撰写的论文，有的揭露宣告了，有的宣告在内部刊物上，有的则没有宣告。但不管宣告与否，研讨生期间平常的论文写作练习，为咱们后来的硕士学位论文写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对咱们从教后的学术研讨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六是参加教研室活动。咱们四人一向参加刑法教研室的各项活动，不管是教研室的事务活动仍是政治学习抑或党组织日子，咱们四人都参加。这种方法使咱们四人与其时一切的刑法教师都很了解，与教师们有更多的交流机缘，师生联络也更调和。在参加教研室活动时，也能晓得到教师们对某个疑问(既包括专业疑问，也包括其他社会疑问)的不一样视角、不一样观点。诚所谓潜移默化，不学以能。
第七是试讲。其时培育研讨生如同就是为了培育大学教师，所以，咱们都有试讲环节，亦即，研讨生在结业之前必定要像教师那样给本科生讲一次课。
三位先生对试讲特别注重，咱们对试讲也非常细心。首要，三位先生让咱们提前断定试讲的标题与内容。其次，咱们四人要写出讲稿给三位教师审定。咱们四人批改好讲稿之后，三位先生再加上唐永禅先生(忘了是不是还有其他先生参加)把自个当作学生，先听咱们每一自个讲课。讲完后，先生们指出咱们每一自个讲课从方法到内容、从表抵达板书的优缺陷，提出改进的具体需求。最终，咱们四人在1980级的本科生班上试讲时，三位先生也都去听咱们试讲。试讲结束后，三位先生再指出咱们试讲中的疑问，需求咱们自个对试讲做进一步总结。如此翻来覆去，讲课才能竿头直上。
第8是学习二外。研讨生一大学时要学英语，从二大学初步就要学习第二外国语。记住其时既有教德语的教师也有教日语的教师，咱们寻求曾昭琼先生的定见，选修哪一位外语好。曾先生说，假定只选一门就选日语，因为日本有专家专门研讨其他首要国家的刑法学，学会了日语，不只能晓得日本的刑法学研讨现状，还能知道德国、法国等许多国家的刑法学研讨现状。咱们四人都选修了一门日语，记住日语是和本科生一同上的。上了一年的日语课后，根柢上可以阅览比照浅显的日文刑法学教材。
第窘崆撰写硕士论文时刻去外地查阅材料和向专家请教。在咱们四人撰写硕士学位论文时刻，三位先生组织咱们去北京查阅材料和向出论理专家请教。咱们在国家图书馆查阅了一些材料。曾宪信教师事前跟不少专家与闻名法官、律师打过招待，咱们到北京后参见了不少名家。例如，咱们参见了王作富、曹子丹、杨敦先等教师，还参见了单长宗法官(时任最高公民法院研讨室主任)与张思之律师。
见到这些名家时，咱们就开宗明义地别离提出自个在撰写硕士论文时发生的疑问以及平常学习中遇到的难题，他们都逐个宣告自个的主见。曹子丹教师还惠赠咱们许多内部打印材料；张思之律师也惠赠了一本事例集，其间有一个案子，我至今给学生讲课时还会讲到。我记住我向单长宗法官请教过一个疑问：“您是不是附和‘违法构成是断定违法的仅有法令根据’这一表述？”单长宗法官答复说：“断定违法的仅有法令根据是刑法，而不是违法构成。”
第十是硕士学位论文的写作与辩论。硕士学位论文当然是研讨生期间的头号事，咱们四人选好标题，得到三位先生的认可后，便初步预备材料、撰写初稿。
不知天高地厚、不识疑问深浅的我，撰写了题为《论我国刑法中的违法构成》的硕士学位论文。这篇论文的最首要观念是，违法客体不是构成要件；因果联络也不是构成要件的内容；构成要件有必要可以阐明违法的社会损害性；违法构成尽管不是法定概念，但刑法实际上规则了违法构成，违法构成是断定违法的仅有法令根据。初稿结束后，导师组断定咱们四人的论文别离由两位教师具体辅导，我的论文由曾昭琼先生与朱继良先生具体辅导，两位教师都给我提出了名贵的批改定见。
回想深化的是，曾先生要我删去一些内容，要舍得“割爱”，曾先生说，“一万多字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写太长”。朱继良教师让我调整了论文的有些规划。但两位教师都没有否定我论文的根柢观念。论订亲稿打印后，由学校聘请校外专家评定，评定咱们论文的都是出论理专家。收到附和辩论的评定定见后，就进行硕士论文正式辩论。
我理解地记住，咱们四人辩论了两天整，每人整整半天。辩论委员会的构成人员是：曾昭琼先生、江任天先生、曾宪信先生、朱继良先生与唐永禅先生。辩论时，首要由研讨生陈述硕士学位论文的根柢内容，然后答复辩论委员会事前一起协商拟定的几个疑问(可谓集体发问)。对辩论委员会提出的几个疑问，有30分钟的预备时刻。答复完辩论委员会的集体发问时，教师们还会有诘问。答复完辩论委员会的集体发问后，还需要答复各辩论委员(包括主席)别离提出的疑问。辩论委员提出的疑问不是事前协商的，是辩论委员自个提出的，没有预备时刻，需要即时答复。答复了辩论委员的一切发问后，辩论委员会闭门协商抉择是不是经过硕士论文辩论。经过两地利间，咱们四人都顺畅地经过了硕士学位论文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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